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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来华医学传教士师惟善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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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本站编辑:gengxin 日期: 2018-04-12 09:57 点击:

摘要:英国循道会派遣入华的医学传教士师惟善,1864年5月来到湖北,致力于传教、医疗救济、医学教育、中草药研究与自然地理学习,在此传教七年,建立了华中地区第一家西式医院,著书《药性总考》、《中英名称对照词典》,为后期来华医学传教士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本文依据师惟善的著作与相关文献,探讨师惟善及其医疗活动、医学传教方法的运用与中医观,重点考察其为推动中草药对外传播与促进西医及近代科学思想在中国的推广所做的努力,从而为当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一些经验与启示。 
  關键词:师惟善;医学传教士;英国循道会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8.02.013 
  0 引言 
  鸦片战争之后,大批传教士得以进入内地传教。在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合信(Benjamin Hobson)、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德贞(John Hepburn Dudgeon)等人的推动下,西医逐渐成为晚清最为重要的传教手段之一,吸引了各个差会众多医学传教士涌入中国,师惟善(Frederick Porter Smith)是早期来华传教士之一,他在医学和自然地理等领域取得的众多成就目前尚未引起国内重视。 
  近年来,近代医学史领域十分关注医学传教士群体,其中一些文章对师惟善略有提及。刘祺[1]《西方医学在近代中国(1840~1911)医术、文化与制度的变迁》,罗列了包括师惟善在内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来华的主要医学传教士,指出师惟善在1864年由英国循道会派遣进入中国;姚兴富[2]在《耶儒对话与融合——<教会新报>(1868~1874)研究》中引用师惟善刊登在《教会新报》上的《劝戒鸦片烟论》;蔡捷恩[3]《中草药传欧述略》,指出师惟善根据《本草纲目》、《广群芳谱》等书发表《中国本草学及博物学之贡献》1,对约1000种中药作了研究;林日杖[4]《论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对大黄的认识——关于明清来华西人中药观的断面思考》肯定了师惟善对大黄的研究,认为他既是医师又是植物学者;颜宜葳[5]《中国早期教会医院中的眼病与治疗》对师惟善的汉口普爱医院治疗眼病的状况、特点进行了对比分析,探讨师惟善对当地眼病治疗与医院的看法;何兰萍[6]《早期中国教会医院的病患选择与风险规避》中提到普爱医院的眼病治疗情况。 
  尽管西医最初是宣教工具,但在此过程中,医学传教士也把先进的医学思想、医疗技术等知识传播到中国,他们尝试在中国建立西方医学体系,将中国传统医学介绍到欧洲。师惟善作为较早来到中国的医学传教士,他做了一些基础性工作,对后期来华医学传教士具有一定的启发性,通过对他的研究,可以更加全面的展现医学传教士在中国早期的传教活动,了解19世纪中后期西医东渐的发展进程以及中医与西医之间的互动,从而进一步窥探中西文化的交流的过程。 
  1 师惟善其人 
  师惟善(Frederick Porter Smith)1833年出生在英国,早期就读于唐顿卫斯理学院,后前往伦敦皇家医学院深造并获得医学学位。毕业后他没有寻求安定的工作,而是辗转欧洲各地进行游历,尽自己能力救助沿途遇到的穷苦百姓,积累了丰富的临床实践以及生活经验,这段经历拓宽了师惟善的眼界,也激发了师惟善向外探索的兴趣,促使他加入了英国循道会,最终成为一名传教士并启程前往中国献身传教事业。 
  英国循道会1851年进入中国,在广州、湖南等地得到初步发展,《天津条约》签订之后,增开汉口为通商口岸,循道会进一步向湖北地区拓展。1862年,循道会调派郭修礼(Josiah Cox)来到武汉,开启循道会在这里的传教工作。在此之前,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在传教士威尔逊(R.Wilson)的陪同下进入汉口,在此已经传教一年,郭修礼的到来受到杨格非的热烈欢迎,两人将武汉地区划分为两个传教范围,汉水两岸的地区归于循道会,沿长江一带的地区归于伦敦会[7]。初期的传教工作进展缓慢,应郭修礼请求,循道会从英国派遣医生师惟善前来协助,以期打开新局面。 
  1863年12月10日,师惟善及妻子乘船前往中国,于次年5月到达汉口,他是第一个来到华中地区的英国医学传教士。第二年,循道会传教士沙修道(W. Scarborough)与李修善(David Hill)也来到此处,协助宣教和医疗救济的工作[7]。来到汉口之后,师惟善与妻子很快投入到当地的工作中,一个月后,他们租借两间屋子,开设普爱诊所,两年后,诊所因师惟善健康问题关闭。经过几个月的休整和准备,师惟善在沙修道等人的帮助下,重新规划和建设,成立了普爱医院[8],1867年,师惟善在武昌又建立一家小诊所,此后,师惟善一直往返于汉口和武昌进行慈善医疗救济事业[9]。1870年9月,因病情加重,师惟善完成工作交接之后便返回英国谢普顿马利特定居,直到1888年去世。 
  师惟善在中国只停留七年时间,但成绩斐然。一方面,师惟善积极进行医疗救济和医学科普教育的实践,使汉口与武昌地区的传教工作迅速发展起来,他的亲和形象与高超医术使得循道会在汉口的工作受到广泛肯定,马士敦(John Preston Maxwell)曾写道:“这一时期,西方科学在这里完全没有出路,甚至已经是任何西方事物以及任何西方人都会被(当地人)鄙视,但是应该向医学传教士(师惟善)致敬的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地人)最骄傲的是愿意在自己(生病)受难的日子里去寻求医学传教士(师惟善)的帮助”[10]。 
  另一方面,师惟善积极投入到中草药研究中,并对东亚的自然地理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著书发表,留下宝贵知识财富。师惟善的这些工作推动了西医的推广,促进了中草药的传播,加深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2 师惟善的医疗活动

 早期来华医学传教士的医学事业已初具规模。在马礼逊(Robert Morrison)、郭实腊(Carl F.A.Gnlzlaff)之后,第一位来华医学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于1835年建立广州眼科医院,带来广泛影响。医学传教士初步形成了一些固定的传教方式,如通过免费施医赠药、建立教会医院、反鸦片活动等来赢得中国人好感。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先后建立起教会医院,更多的通商口岸的开放也让医学传教士加快了深入内地的步伐,以医促教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發展。 
  师惟善作为一名职业医生,同样采用了医学传教。1864年建立了普爱诊所,诊所的药品供应有限,只有碘酒、硫磺药膏、强蛋白银滴剂以及金鸡纳霜丸等西药。能治疗的疾病也不多,主要是皮肤病、眼疾、疟疾、发热[11]。但是西医的疗效明显,有的病症在中医中没有对应的治疗方法,所以师惟善很快就吸引一大批中国人前来就诊。 
  1866年初,师惟善因病关闭诊所,同年4月,师惟善在汉口汉正街主导建立普爱医院,这是华中地区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西式医院,其筹建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英国侨民的资助,此外还有当地百姓的捐款、社会资助、门诊收入等。尽管这所医院的规模不大,只拥有12张床位,但是各方面的条件要比之前的诊所更加完善,1868至1870这两年,平均每年收治住院病人在100~125之间,门诊病人约3600人次,到1875年,这所医院已经拥有20张床位和一间药房,仍然只有一名医学传教士,每年接诊的门诊病人已经到达约7000人次,住院病人约80人次[9]。1867年,师惟善在武昌另设一家诊所,每周开设两天。 
  医院采用西式医院管理方法,病人需先拿号,排队等待看病,门诊与住院分开救治,师惟善另规定门诊病人中凡是第一次来就医的男性需要缴纳50文,第二次及以后就诊则免费。沙修道在其回忆录中说明原因:“一开始都是免费的,直到混乱局面发生……发现实行下来效果很好,因为剔除那些只是认为自己生病的人以及极少数抱着好奇心来看病的人,这个制度收来的费用也很可观,而且从来没有让真正生病的人得不到救治”[9]。师惟善为改善医院条件和提高医护人员的水平做了各种尝试。 
  师惟善非常重视医疗传教对传教事业的作用,这也是他积极进行医疗实践与教育的原因所在。1867年,师惟善在郭修礼等人的帮助下,从英侨和当地人手里募集到四百五十两银子,建立一所大通巷福音堂,这里也成为循道会日后在湖北传教的重要据点。 
  3 师惟善的著作 
  出于传教的需要和个人的兴趣,师惟善在医学与自然地理领域做了一些基础工作,先后出版《药性总考》与《中英名称对照词典》,向在华传教士和西方人介绍中医药知识与东方文化。 
  3.1 对中医药的介绍——《药性总考》 
  师惟善来到汉口之后,长期致力于中草药的研究,他时常前往当地的中药铺,与中医们讨论药物,他对中医典籍有一定的认知,对药物学家葛洪、刘玄真、李时珍等人亦有了解,他曾记述“李时珍出生在湖北省东部,坐落在扬子江右岸的蕲州镇…《本草纲目》分五十二个章节,载药一千八百九十六种,囊括明朝万历之前所有的本草中药知识,1597年出版”[12]。师惟善在回国之际将手稿交于美国长老会出版社。 
  1871年,师惟善的第一本药物学专著《药性总考》(Contributions towards the material medica & Natural history of China)在上海出版,记载约1000种中草药。涉及名称相同但入药部位、药效不同的,还做进一步细分,比如竹就分为斑竹、荆竹、棕竹、苦竹、芦竹、菫竹、淡竹、竹茹等[13],他说:“这是我耗费两年的时间,对中国药物(植物)和中国历史长期的学习下,整理和收集到的中国最好的药物…这本书对于旅行者,军事营地或炮艇基地,新教医院以及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人是非常具有实用价值的”[12]。 
  《药性总考》与英国伦敦会医学传教士合信的《医学英华字释》有很大渊源,《医学英华字释》1851年在上海出版,是中国最早的英汉医学术语词典。师惟善来到中国后,一直致力于对当地中国人医学知识的传授,为教学使用,他在《医学英华字释》的基础上进行增改,编撰专门给医学传教士和学生使用的教材,伴随内容的扩充,师惟善最终撰写成《药性总考》。《药性总考》一经出版,就成为研究中国药物的医学传教士们的实用书籍,而且很长时间内都无可取代。 
  1876年,英国人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药性总考》,以方便中国人参考学习。晚清来华医学传教士威尔逊(William Wilson),一直致力于中药科学化和中药与西药结合的尝试,1908年,他在一篇发表在博医会报上名为《(中国)当地药物的使用》的报告中极力推崇这本书,“我十分热切的期盼大家关注一本书,这本书在我过去工作的24年间,对我在研究当地药物及其应用的领域上对我帮助特别大。我向大家推荐师惟善的《药性总考》”[14]。1911年,上海美国长老会出版社在《中国药物学(植物类)》的前言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师惟善很多年前的写的关于中国药物的作品(《药性总考》),是一部上乘之作,是目前为止这一领域唯一的一本佳作,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15]。 
  1911年,师图尔(George Arthur Stuart)应邀,在《药性总考》的基础上,修改部分错误修辞,增改一些药物及使用方法,由上海美国长老会出版社出版《中国药物学(植物类)》(Chinese Materia Medica Vegatable Kingdom)一书[15],书的扉页明确标明是《药性总考》的广泛增订,这本书收录三千二百多种药物和部分制剂[15],介绍了药物的产地、性状、可入药的部分以及具体的功效等,增加了汉字拼音、威妥玛读音及英文的索引。王吉民、伍连德在其1932年出版的《中国医史》中这样评价:“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一本医书”[16]。也有当代学者给予高度肯定,认为这本书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具有生药学特点的著作”[17]。

 《药性总考》不仅传播中草药知识,同时也推进了生药学的发展,促进中医药的传承。后期来华传教士稻惟德(Arthur William Douthwaite)、威尔逊、师图尔等人在对中医药的研究中对其都有所借鉴。师惟善所做的努力,为之后的医学传教士做了重要铺垫,对最初的中药科学化研究给予了一定启发。 
  3.2 对东亚自然地理的介绍——《中英名称对照词典》 
  师惟善早年便游历欧洲各地,视野广阔,来到中国之后,师惟善对东方文化亦十分感兴趣。1847年,来华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就曾出版《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从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历史等角度对中国进行全面的介绍,师惟善有感于此书中对自然地理的一些词汇使用的不恰当对读者和译者造成的不便,于是着手重新编写。通过参考中国人的相关著作, 以及《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中日商埠志》(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中日释疑》(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Transactions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中的相关内容[12], 师惟善收集和整理了大量文献。 
  1870年,师惟善的《中英名称对照词典》(A Vocabulary Of Proper Nam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Of Places, Persons, Tribes, And Sects, In China, Japan, Korea, Annam, Siam, Burma)在上海出版,书中对中国、日本、朝鲜(今分北朝鲜和韩国)、安南(今越南)、暹罗以及缅甸的地名、人口、民族、教派、风俗习惯、节日等一千三百多汉语名词进行英文释义,同时包括土耳其斯坦、俄罗斯帝国等中亚国家的一些常用称谓[12]。 
  《教务时报》曾重点推荐《中英名称对照词典》,还刊发了它的前言部分,指出它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新颖以及在语言学习上的极大益处,可以为在中国及相邻国家生活的外国人提供参考,对中国的学生而言,它应该是一本必备的书籍,因为它“是一项耗费巨大精力和良苦用心的作品”[18]。 
  师惟善的《中英名称对照词典》不仅帮助其他传教士更快融入当地环境,从而加快传教步伐,也帮助东方文化进一步延续和发展,同时提升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及东亚的的认知水平。 
  4 师惟善对医学传教方法的运用及对中医的评价 
  师惟善采用各种传教方法推动宣教,西医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师惟善在医学传教的实践中,与其他的传教士不同,没有为了抬高西医的地位而一味的对中医持否定态度,反而肯定中草药的价值,鼓励中医自身寻求发展。 
  4.1 对医学传教方法的运用 
  在武汉循道会的传教区域内,只有一所教会医院,师惟善是唯一的医学传教士,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师惟善离开,循道会才派遣哈代(E.P.Hardey)接管他的工作。在建立普爱医院之时,师惟善亲自参与到医院的建设与房屋的设计中,医院落成之后,师惟善更是身兼数职,师惟善逐渐意识到个人能力是有限的,因此他开始培养其他传教士及当地中国人作为助手,亲自教他们医学知识,受到当地开明人士的欢迎,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医院人手不足的问题。马士敦(John Preston Maxwell)记述了当时的情况:“官员,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官,牧师还是普通百姓都一样,都在寻求师惟善的帮助,湖北省的一个大官,就把他的小女儿从武昌送来医院附近居住,以便让她学习医学知识”[10]。 
  此外,为了做好传教布道工作,师惟善经常在医院,或者前往当地百姓密集的地方,发放科普的小册子,普及生理卫生知识和医学常识,让普通百姓接触和学习西医,1867年,师惟善就把西医小册子译成中文,命名《保免拦除》,这本册子8开纸17页,印数达1000册,全数发放给当地人。 
  医学传教士入华之初,人数较少,还没有意识到医学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并没有大规模地举办教会学校,他们主要是以“逐一击破”的方式进行施医赠药,先以西医技术和疗效获得肯定,再用教义感化,是一对一的交流。而师惟善十分重视医学常识的普及,他采用 “广泛撒网”的方法,无论对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一样对待,在科普的过程中进行一对多的交流,以此获得更加直接的认同感,师惟善的亲民很快就打消當地人对新教以及西医的疑惑,宣教事业因此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4.2 对中医的评价 
  19世纪中后期入华的医学传教士,带有西方近代科学的优越感,加上文化隔阂,他们多数都在批评中医,以此提升西医的形象,为了促进宣教传教的展开,他们必须为“以医促教”的策略提供足够的依据,如陶飞亚在《传教士中医观的变迁》所说:“他们通过否定中医的价值,来证明传教士在中国行医的合理性, 求得教会内部的支持”[19]。郭雷枢、合信、德贞等人都曾公开批评中医,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嘉约翰还提出了“东方民族医疗方面的九大问题”,认为中医保守,指出中医在外科、解剖及生理学上的缺失等问题[19]。 
  师惟善在其医学传教的过程中,也贬斥过中医的不足,他曾批评中医的一些理论缺乏依据甚至是错误的,但师惟善没有选择忽视中医药的可取之处,反而致力于研究和介绍它们的价值。林日杖曾评价他,“与明清之交的耶稣会士卜弥格一样,循道会传教士师惟善(1833~1888,1864年来华),既是医师又是植物学者”[20],肯定了其中药研究的贡献。 
  与此同时,师惟善不但积极进行教授中国人西医知识的活动,向他们传播先进的西医理论和技术,而且鼓励中国人发扬自己的传统医学。他还曾向一些医学传教士的做法提出了质疑,他说“一些耶稣会士对传统中医的翻译解读某种程度上对于中国医学的发展是不利的,如果我们可以使学习医学的中国人将他们自己的丰富从医经验、传统中草药的功效的熟练运用与西医人体解剖生理学相结合,效果会更好”[8]。在他看来,来自西方的医学传教士一定程度上是没办法真正地理解中医的,应该由中国人自己完善。

 5 小结 
  师惟善作为早期来华的医学传教士之一,面对艰难的局面,积极适应和融入中国,开展了一系列传教、医疗、教育活动,推进了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加深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不过遗憾的是,他在中国只停留了七年,回到英国之后,相关研究也未有更多进展。尽管如此,师惟善的影响力依然深远,他在西医日渐强势的情况下,没有盲目全盘否定中医,在近代中西医沟通中担当了重要的媒介,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医西传和西学东渐的进程,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注释: 
  1 即《药性总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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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陈忠.湖北最早的西医院和第一位西医[OL].http://www.huaxia.com/hb-tw/2006/00472286.html(2006/06/20). 
  [12] Frederick Porter Smith.Contributions towards the material medica & Natural history of China [M].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71.1-2. 
  [13] Frederick Porter Smith.Contributions towards the material medica & Natural history of China [M].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71.31. 
  [14] William Wilson.The use of native drugs [J].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aurnal,1908(9):300-310. 
  [15] George Arthur Stuart. Chinese Materia Medica: Vegetable Kingdom[M].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11.1-3. 
  [16] Wong,Wu.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M].Shanghai: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1936.643. 
  [17] 趙际勐.中国近代中药药理学简史[D].中国中医科学院.2012.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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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陶飞亚.传教士中医观的变迁[J].历史研究,2010(5):60-78,190. 
  [20] 林日杖. 明清时期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大黄的记述及其原因[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128-134. 
  (编辑:张萌) 
  Abstract: Frederick Porter Smith was a Medical missionary of The Wesleyan Missionary Society and came to Hubei province of China in May 1864. He has been focused on the preaching, medical relief and education,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natural geography and culture. He lived in China for seven years, where he opened the first hospital in central China. He published the "Contributions towards the material medical& Natural history of China" and "A Vocabulary Of Proper Nam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He did a lot of preparation work for other medical missionaries came after him. On the basis of the his works and related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discussed Smith and his medical activities, application of medical missionary methods and the view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explored its external communication in promoting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knowledge, Popularization of Western Medicine and Modern Scientific in China. Furthermore it can provide some 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 to the colli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s. 
  Keywords:Frederick Porter Smith;medical missionary;Wesleyan Missionary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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