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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引入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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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依据2004-2016年全国32个省直辖市和286个地级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外资引入和制造业就业都对全国生产性服务业具有直接正向的就业效应;外资引入通过制造业就业对全国及各细分生产性服务业均产生了间接正向的就业效应。并且,外资引入对交通运输和仓储业、租赁业和商务服务业这类资金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效应是积极的,而对知识技术密集型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就业具有抑制效应,对房地产业就业效应不显著。产业结构优化也对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具有积极作用,城市人口规模和工资水平对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基础性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外资引入;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弹性;制造业就业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8)01.0111.07 
  一、引 言 
  生产性服务业既是一般性生产部门的上游行业,也是提高产品市场供给效率和质量的关键环节。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的增强,大批高素质专业人才涌入就业市场,成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主力军,为市场经济注入新鲜血液。与此同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理念不断深化,经济和金融开放程度增强,利用外资能力提高。2016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132.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1%。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955.6亿元人民币,外资逐渐向技术密集的生产性服务业聚集,对稳定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然而,当前国内经济面临整体下滑的压力,制造业产能过剩,供需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就业海绵功能弱化,服务业成为吸收新增就业的主要部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更是优化整体就业结构的重要力量。那么,在经济开放与经济结构改革两大趋势下,外资的引入能否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明显的就业效应?外资引入对各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效应是否存在差异性?厘清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将有利于我国向服务型经济转型,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并通过经济结构改革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的市场体系。通过估计外资引入对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效应,政府能够更准确地制定吸引外资政策,帮助我国各产业部门更好地利用外资,缓解经济增长放缓过程中的就业压力,从而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提高市场供给的质量与效率。 
  21世纪以来,服务业FDI对本地服务业自身的效率的提高,结构的优化以及就业的增加是否存在积极作用,受到了国内外学者关注。国内学者张志明和崔日明(2014)[1]的研究指出,服务进口抑制了我国服务业就业结构优化,只有服务出口和服务业FDI则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陈果、陈汉林(2014)[2]的研究也佐证了FDI对优化服务业就业结构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但指出服务业FDI会对中国服务业就业数量产生轻微的挤出效应。因此,学者们大多认为在吸引外资时应更加倾向于投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以提高就业质量和优化就业结构。张志明、崔日明(2014)[3]却建议在引入外资进入服务业同时更应侧重于中低技术服务业的引资规模,扩大中高技术服务行业出口。其原因在于他们从服务业开放角度分别研究服务进出口和服务业FDI对国内服务业就业结构优化的作用,发现只有服务出口和服务业FDI能显著优化服务业就业结构,外商投资我国服务业能帮助优化中低技术行业就业结构,但会抑制中高技术行业就业结构优化。李宏兵等(2016)[4]利用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服务业企业数据检验了外资进入对我国服务业就业结构的影响,发现外资进入能整体上改善就业市场的性别和技能结构失衡,特别是对中低技术服务业的性别结构和高技术服务业的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效果明显,但会加重高技术服务业的性别结构失衡,并且外资引入对中西部地区服务业就业结构的改善作用大于东部地区。可见,外资引入对不同技术层次服务业的就业效应存在较大差异。生产性服务业也存在不同技术层次的部门,外资引入对不同技术层次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效应是否也存在明显差异还尚待研究。 
  国外学者Konings(2004)[5]利用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考察FDI对保加利亚、罗马利亚和波兰三个新兴国家本土公司效率的作用,发现仅在波兰市场上外国公司经营状况优于本土公司,FDI对保加利亚和罗马利亚本土公司生产效率具有负向的溢出效应,整体上积极的技术效应不及竞争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Rutherford等(2005)[6]估计FDI自由化对俄罗斯商业服务业的影响,发现加入WTO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商业服务业,能帮助俄罗斯在长期内获得24%的本地商业服务消费价值,其中关税壁垒的解除对本地商业服务部门的积极作用最大。国内关于服务业FDI的研究主要关注外资引入的经济效应,而国外发达国家学者的研究则更侧重于分析对外投资对本国服务业的影响。Imbriani等(2011)[7]采用DID方法估计了意大利对外投资对本土市场生产效率和就业的影响,发现意大利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和跨国公司整体的影响有限,但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对外投资会提高制造业的生产力和就业水平,但会抑制服务业的就业和生产效率。Ayumu(2017)[8]采用psm方法检验了2003-2005年FDI对日本本地服务业的影响,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增加服务业的整体销售量,跨国投资服务企业员工增加速度要明显高于国内服务企业。为寻求市场而发起的对外服务业FDI和制造业FDI能对国内产生显著正向的就业效应,制造业FDI的就业效应主要通过规模效应来产生。但也有迹象表明这与制造业跨国公司更高的资本密集程度、技术效率和出口量密切相关。Kambayashi和Kiyota(2015)[9]利用日本1995-2009年具有国外背景的公司数据检验了FDI对本土就业,特别是对制造业部门就业的影响,发现中国投资品价格的上升和美国投资品价格的下降都会导致日本跨国公司劳动力需求减少,但其失业问题的产生原因主要是国内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替代。 
  国内外文献从FDI引入和发起研究了其对本土市场企业效率和就业等方面是否存在积极作用,但关于FDI引入外资对本土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效应的文献较少,以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也大多局限于不同部门之间,特别是制造业。Moretti(2010)[10]估计了美国制造业对不可贸易部门的就业乘数,得出制造业就业对不可贸易部门的就業乘数约为1.59倍,而且高端制造业的就业乘数达到2.5倍。袁志刚和高虹(2013)[11]使用城市数据发现在中国这一就业乘数更低,大约为0.397。张川川(2015)[12]在研究制造业对细分服务业部门的就业乘数后,指出制造业就业对我国批发和零售、建筑和房地产等部门就业的带动作用最大,对科研和技术服务部门就业的影响最小。高技术制造业对服务业能产生积极的就业效应,而低端制造业就业对个别细分服务业部门就业存在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同时还发现,经济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地区城市制造业对服务部门的就业乘数也会存在差异。

 鉴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之间息息相关,外资的引入既能通过投资生产性服务部门而产生直接效应,也可能通过进入制造业部门从而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间接效应。文章将试图在以下两方面进行突破创新:第一,将从外资引入的技术效应、间接效应和限制性因素等方面研究外资引入对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影响的理论机制;第二,在考察外资引入对细分生产性服务部门的就业弹性时,将引入制造部门就业因素,以获得外资引入对我国各细分生产性服务部门就业弹性的更准确估计,同时,比较分析外资引入对不同生产性服务部门就业弹性的差异性。
  二、外资引入对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影响的理论机制 
  外资引入对本地生产性服务业最直接的影响是FDI的技术效应。引入外资的生产性服务部门在获得资金支持的后展开规模扩张,形成新的更有效率的运营模式,生产效率和质量大大提高。其自身规模的发展直接带来生产性服务部门就业的增长,同时也会对未引入外资的生产性服务部门产生竞争效应,促使其投入更多资金进行技术转型,扩大服务规模。另外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以制造业和其他部门为服务对象,引入外资生产性服务部门以更高的效率和质量的服务于制造部门的过程,也是帮助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经济快速增长,劳动力总需求增加的过程。从就业结构上看,外资引入生产性服务部门可能增加对高素质和高技术人才的需求。 
  外资引入制造业部门是对本地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产生间接就业效应的主要渠道。受地方支持制造业发展的政策吸引,很大部分外资流入到制造业部门。制造业部门的快速发展会直接增加对本地生产性服务的需求。而生产性服务部门在提供專业的知识、信息和商业等服务的过程中也会实现自我提升和规模扩张,并不断衍生出更加先进、更加专业的服务,对专业化服务型劳动力的需求量也相应增加。另外,生产性服务部门大部分为非可贸易部门,受地域限制,地方生产性服务部门在服务本地制造业部门时具有绝对优势。那么根据克拉克定理,当外资进入地方制造业部门,从而提高均衡工资和就业水平时,作为非可贸易部门的工资和就业也会提高[13]。然而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弹性并非绝对为正,制造业部门拉高总体工资水平的后果可能是其他行业劳动力需求下降,从而对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产生挤出效应。 
  FDI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效应的大小还受限于以下因素: 
  服务业自身的发展水平。服务业发展规模和速度决定了其吸收就业的能力,我国经济逐渐向服务型转型的过程,也是服务工作者价值被认可的过程。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越大,发展速度越快,对从业者的吸引力越大;规模越大,吸收就业人数越多。 
  当地职工的工资水平。对于生产企业而言,目标市场中需求者的收入越高,对供给产品的要求就越高,生产企业唯有投入更多的技术和宣传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在这一过程中生产企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也将增加。另一方面,本地职工工资水平较高意味着生产企业工资成本增加,促使生产企业不得不通过技术革新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增加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 
  劳动力供给弹性。外资进入到本地市场时,或直接投资于生产性服务行业,或进入到制造业和其他服务行业。当本地市场劳动力供给不足时,各行业之间会为吸引劳动力而相互产生挤出效应。特别是早期地方吸引外资支持制造业的政策,可能会对服务业就业产生副作用。而当本地市场供给弹性很大时,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总能得到满足,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也会增加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从而对本地生产性服务业正向的就业效应扩大。 
  综合上述理论分析,文章提出以下理论假设: 
  假设1:外资引入能直接地带动整体生产性服务部门的就业增加; 
  假设2:外资引入时,由于我国教育事业的与时俱进,高素质专业劳动力供应弹性较大,制造业部门就业增加能对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就业产生积极作用; 
  假设3:不同细分生产性服务部门劳动力、资本知识结构需求的不同,外资引入产生的就业效应也存在很大差异。文章的经验研究将对以上假设进行验证,估计的对象既包括全国总体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弹性,也包括各细分生产性服务部门的就业弹性。 
  三、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文章使用2004-201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库,数据分析包涵了除港澳台、南沙、钓鱼台以外全国32个省(或直辖市)和286个市级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部门根据《2002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选取,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就业人数由以上6类细分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加总而得。外资引入指标由地方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利用年均美元汇率进行折算成人民币,同时选取制造业从业人数指标以考察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就业的作用。在产业结构优化趋势下,第三产业部门比重上升,新兴的生产性服务部门不断衍生,迅速发展,吸纳就业的能力也越来越突显出来。因此,模型中将使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控制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增加。类似地,城市人口规模是各产业部门持续稳定运行的基础,从劳动力供给和社会需求两方面带来城市经济繁荣发展。单位职工的工资水平既对生产服务业部门的劳动力成本施加压力,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本地市场的消费能力。因此,为进一步避免遗漏变量问题,加入职工平均工资和年末总人口数来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和职工工资水平的影响。 
  文章首先会使用面板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作为基准回归,但是从理论机制分析中可知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也会反过来影响到制造业就业,从而无法准确估计外资引入时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弹性。鉴于城市规模扩张往往伴随着制造企业的大规模落地,土地城镇化速度越快,对制造企业的吸引力越大,而吸引服务企业入驻的主要是人口的城镇化,所以文章又将结合地方城市建成区面积变化和地区虚拟变量构建制造业就业变化的工具变量,采用带工具变量的广义多元自回归模型(IV.GMM)进行估计。计量模型如下:

 ln empsit=α1+α2ln FDIit+α3ln emppit+α4ln FDI_pro+α5ln indstry3it+α6ln populationit+α7ln wageit+εit(1) 
  其中,empsit和emppit分别表示i地区t时期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数和制造业从业人数,FDIit表示i地区t时期实际使用外资金额,ln FDI_pro是ln FDI和ln empp的交叉项,表示外资引入通过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就业的间接影响。indstry3代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population和wage分别表示年末总人口数和单位平均工资。模型估计时剔除了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缺失的样本。 
  文章实证研究的第一步将检验假设1的观点,观察外资引入是否能对全国各地整体生产性服务部门就业产生带动作用?从而为地方在稳定就业增长政策中“是否应注重外资引入”确定基调。同时,也将观察在外资引入时,制造业就业对生产性服务业就业的促进作用是否存在?最后,通过对不同生产性服务业就业模型的估计,分析外资引入对生产性服务业就业的差异性,以此可以为地方制定精细的外资引入政策,引导外资在不同部门间的分配提供依据。 
  四、经验分析结果 
  (一)外资引入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弹性 
  文章首先采用OLS方法和IV.GMM方法估计了整体生产性服务业就业的模型。表1报告了模型估计参数α的值和显著性。表中第1列和第2列展示了采用OLS方法对生产性服务业就业模型进行的基准估计结果。在未考虑FDI通过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间接就业效应以及年末总人口数、单位工资水平两个重要影响因子时,估计的系数值明显偏高,拟合度也更低。加入前述三項后OLS估计(2)的结果显示,外资引入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具有正向的就业效应,但不显著。制造业就业规模每增大1%,能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上涨0.1185%。当外资投入到中国市场时,能通过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也产生了积极效应,交互作用下,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弹性为0.0139。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的估计系数表明产业结构的优化也能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增长,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值每增长1%,生产性服务业就业约增长0.01%。此外,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对人口的弹性为0.4587,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单位工资水平的弹性为0.2510。 
  在普通面板最小二乘法OLS回归的基础上,文章利用IV-GMM方法进行了稳健回归。与OLS回归结果对比,文章中使用的IV-GMM回归考虑到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与制造业就业相互作用带来的内生性问题,通过引入了工具变量避免了带来的估计偏差。在未控制年末总人口和单位工资水平,不考虑FDI与制造业就业交叉作用的情形下,IV-GMM估计的外资引入系数稍小于OLS估计的结果,制造业就业的估计参数对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具有绝对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弹性达到0.746。在使用降低内生性问题带来的估计误差后, IV-GMM估计的模型(2)显示,FDI对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外资利用每增加1%,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增加0.0132%;制造业就业每增加1%,生产性服务业就业能增长0.2716。同时,二者交叉作用下,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弹性约为0.01,意味着FDI引入通过推动制造业发展,能对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产生间接的就业效应。 
  对比各影响因子的系数发现,年末总人口的增加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弹性效应最大,就业弹性达到0.57,其次为单位工资水平和制造业就业水平。相比之下外资引入和产业结构优化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弹性较小,这主要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还处于初期阶段有关。尽管目前来看,外资引入和产业结构优化对就业的推动力不够强劲,但随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较小的就业弹性也将意味着庞大的就业数量。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增加将是我国未来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趋势,也必然能对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产生长期的带动作用。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判断外资引入对生产性服务业具有显著的就业效应,印证了文章的假设1。当前我国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劳动力供给充足,制造业就业能带动地方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增加。从FDI与制造业就业交叉项系数可见,外资引入能通过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间接的就业效应,与文章的假设2一致。 
  (二)外资引入对细分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弹性 
  前述估计了外资引入对整体生产性服务业就业的作用,发现外资引入对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不仅存在直接的带动作用,而且通过制造业就业也能产生间接的就业效应。然而,在生产性服务业内部,不同类型的部门之间对劳动力、资本和知识技术的投入结构也会存在很大差异。本小节将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就业模型分别进行估计。理论分析显示,外资引入不仅是对国内产业发展的资金支持,还能带来技术支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高技术高专业水平转变。而我国目前制造业的结构决定了对生产性服务类型的需求,这也意味着FDI通过制造业对不同生产性服务业产生的就业效应也会存在差异。表2给出了细分生产性服务业就业模型估计的结果,对前述理论假设进行了进一步的检验。 
  表中第2行报告了外资引入对不同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弹性。从表中报告的系数可知,当外资引入金额每增长1%,交通运输和仓储业就业增长0.028%,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就业增长0.024%。而对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就业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反而会产生直接挤出效应。外资引入金额每增长1%,本地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就业下降0.08%,金融业就业下降0.017%,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就业减少0.046%。这意味着FDI引入到本地市场仅能对交通运输和仓储业就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这类资金密集型的中低技术生产性服务业产生积极直接的就业效应,对本地高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知识技术密集型的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反而会产生直接抑制作用。此外,外资引入对房地产业不会产生显著直接的就业效应。从理论机制分析中可知,直接就业效应主要通过资金和技术支持推动部门规模扩张来实现,可见在不同技术层次生产性服务业之间,FDI的资金和技术作用机制能产生截然相反的效应。这可能与地方科研技术人才短缺,劳动力弹性较小有密切关系。因而,从直接的就业效应来看,实际上外资引入仅仅能为地方生产性服务业在资金上提供支持,而不能从技术上起到带动作用。

表2中第3行展示了制造业部门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下游部门,其就业状况对生产性服务业具有显著的影响。除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外,其他五个细分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对制造业就业的就业弹性都显著为正,制造业部门就业每增加1%,与制造业关系更加密切的交通运输和仓储业、房地产业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就业弹性分别达到0.344、0.241和0.235,金融业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就业弹性也达到0.131和0.088。然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对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弹性显著的为负,制造业部门就业增长1%,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就业却会下降0.265%。這可能是由于我国大部分地方制造业部门还处于从中低端向高端转型阶段,在张川川(2015)[14]的研究中指出2000年以来低端制造业对各类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弹性都为负,只有中高端的制造业的就业效应才显著为正。结合文章对制造业整体就业对各类生产性服务业就业的估计结果,可见我国制造业已经逐步摆脱了中低端生产模式,但尚未进阶到高端生产阶段,对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服务的需求还不大,与我国全面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形成极大反差,进而对该部门就业产生了挤出效应。随着我国制造业部门的成功转型升级,未来也将会对各细分生产性服务业产生积极的就业效应,带动我国生产性服务向更高端发展,容纳更广泛的就业群体。 
  从表3中第4行估计结果可以看到,外商投资与制造业就业的交叉项与各细分生产性服务业部门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意味着外资引入能通过制造业部门对各生产性服务业部门产生间接就业效应。然而当引入外资时,通过推动制造业就业对不同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效应也存在差异。外商投资对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间接就业效应最大,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就业弹性达到0.054。其次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就业弹性分别为0.025、0.023、0.020。交通运输和仓储业和金融业对外资引入时制造业就业增加的就业弹性为0.005和0.017。 
  综合来看,上述分析结果都说明了外资引入对细分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效应存在差异,不论是直接就业效应还是间接就业效应,验证了文章的假设3。 
  同时,随着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增加,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各类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都得到提高,特别是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城市人口规模既代表了劳动力市场规模,也反映了本地消费市场规模,因而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作用,成为影响各类生产性服务业就业的基本因素,特别是交通运输和仓储业。城市年末总人口每增加1%,交通运输和仓储业就业将提高0.635%。这也离不开国内各地电子商务的快速蓬勃发展,一方面刺激城市居民进行网上购物,另一方面推动物流业不断扩张,吸纳大量劳动力进入交通运输和仓储业。但交通运输和仓储业与其他生产性服务业相比,整体工资水平的上涨产生的就业效应并不大。主要是因为交通运输和仓储业属于中低端生产性服务部门,对劳动力的知识和技术含量要求较低。在劳动力市场供给弹性充足的情形下,当整体单位工资水平上涨时,交通运输业不需要对本部门工资进行较大调整,也能招聘到足够的职工。相反,其他生产性服务部门就业则对单位工资水平上涨很敏感,房地产业的就业对单位工资的弹性达到0.548,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就业对单位工资的弹性也达到0.414,改善工资待遇对促进这些类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就业能产生显著效果。 
  五、结论和政策含义 
  当前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全球经济增长仍缺乏动力,引发了人们对就业形势的强烈担忧,稳定就业增长也成为地方政府部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的一大难题。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融入生产过程,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渠道,也是吸纳高技术专业人才就业,优化就业结构的重要力量。因而,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战略部署下,从各地区引进外资出发考察生产性服务业就业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性和紧迫性。文章首先从理论上梳理了外资引入对生产性服务业就业的作用机制,以此为基础提出三大假设;接着使用2004-2016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实证检验了外资引入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弹性,以及通过制造业就业产生的间接就业效应,并在估计不同生产性服务业就业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FDI就业效应的差异性。 
  经验分析结果显示:2003-2015年,中国外资引入每增加1%,直接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就业提高0.0132%;通过制造业就业增长,外资引入能间接作用于生产性服务业就业,FDI与制造业就业二者交叉作用下,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弹性约为0.01。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增长也对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就业具有积极作用。从细分生产性服务业就业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外资引入对不同生产性服务业就业的乘数效应存在很大差异。对交通运输和仓储业就业和租赁业和商务服务业这类资金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能够产生明显正向的就业效应,而对知识技术密集型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就业具有抑制效应,对房地产业就业效应不显著。这意味着外资引入主要对生产性服务业发挥了资金支持作用,而技术上的支持有限。但外资引入通过制造业就业对各细分生产性服务业都具有积极的就业效应。产业结构优化也对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产生积极作用,城市人口规模和工资水平对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基础性的促进作用。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放缓,产业结构面临转型升级压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将承载时代使命,成为稳定就业增长,开放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文章的研究说明,通过利用外资可以对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产生显著直接或间接的带动作用。因此,地方应发挥自身优势吸引外资进入生产性服务业和中高端制造业。在外资有限,本国资本出现外流的不利环境下,地方经济政策应当制定分类引导利用策略,一方面在政策上扶持本土生产性服务业不断创新技术,提高服务质量,提高利用外资效率;另一方面对进入知识技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的外资进行筛选,强调资金与技术的结合引入。此外,各地方都应认识到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与就业增长不仅需要资金支持,更需要大量创新性专业人才的投入。地方政府还要增强对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重视,着重培育高素质专业性技术人才,同时制定地方性人才引进计划,增加高端人才市场的供给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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