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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论文:我国资本市场分割与资本扩张的经济增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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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要素活力的释放,特别是资本的快速扩张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厘清资本扩张和经济增长的内在关联则是深入理解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关键。通过对中国资本市场分割程度的分解与测算,本文以中国31个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检验资本扩张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我国资本市场的分割趋势仍然明显,而且依然处于扩大趋势;我国资本市场完善和资本扩张并没有处于同步进程,资本扩张和经济增长的外源式特征明顯;资本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持续分割的资本市场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效应;长远来看,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有序的资本扩张以健全、统一、完善的资本市场为基础,进一步的改革导向在于资本市场的深度推进。
  关键词:资本市场;资本扩张;经济增长;市场分割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17)08-0027-08
  收稿日期:2017-03-16
  作者简介:高传伦(1975-),男,湖北麻城人,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与经济增长。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济特区发展史”,项目编号:16ZDA003;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研究”, 项目编号:GD13CYJ03。
  改革开放以来,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不断释放,特别是资本的快速扩张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作为资本扩张的主要渠道,资本市场的发育和完善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质性内容。
  从经济增长的长期过程来看,资本扩张一方面拓展了生产可能性曲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又为资本扩张提供了现实条件,无论是资本扩张还是经济增长,都以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和资本流动成本的节省为前提,它们之间的循环累积共同构成了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那么,两者互动过程的细节是什么样的,演进机制及其决定因素又是什么?本文以中国31个省(直辖市)为例,从宏观的增长进路中讨论资本扩张和资本市场发育的具体过程,在经济增长的大进路中寻找资本扩张危机的纾困之道,厘清资本扩张和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为我国经济的转型发展提供更为现实可行的参考借鉴。
  一、相关文献综述
  (一)资本市场与资本扩张
  作为三大生产要素之一,资本的自由流动构成了一个经济体市场发育的重要维度。一般认为,完善的资本市场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特征:保有资本的自由;获取资本的自由;行业进入和退出的自由;资本在地区间和国家间的自由流动[1]。显然,不同经济体的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有所差别,培育重心也是各有侧重。西方经济理论不仅在道德和伦理上论证了资本自由的正当性和合理性[2],还基于长期的经验数据,阐述了高度发展的资本市场的经济增长效应:包括释放资产的经济潜能;分散的、隐蔽的市场信息得以呈现;责任制度得以建立;资产互换得以实现;非人格化的市场交易网络得以保障等[3],相反,一个不完善的资本市场将会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导致资源错误配置和资本使用效率下降。
  马克思主义者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揭示了资本扩张的历史规律。该理论认为扩张是资本的本性,其目标是在更大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以更大限度的攫取利润[4]。资本的扩张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资本扩张的形态、特征和方式也就存在广泛的差异。总体而言,资本扩张随之带来了经济空间的生成和扩张,经济增长在地理空间上得以实现,人类文明得以向前发展。
  (二)资本无限扩张的现实危害
  尽管资本扩张对于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不受限制的资本扩张也为许多国家带来了深刻的灾难。资本无限扩张带来的过剩资本,必然使得资本从实体经济流向虚拟经济,最终引发流动性危机和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周而复始的出现,资本扩张陷入一个“产品过剩-资本过剩-劳动力过剩-产品过剩”的逻辑循环困境[5]。因此,部分学者认为资本市场主要服务于资本家这一少数群体,资本市场甚至成为大资本家掠夺剥削中小企业和劳动者的工具。现实的经济活动中,资本扩张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信贷扩张,利率下降也就成为必然,这就激励了企业在生产中倾向使用更多资本而不是劳动力,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6],导致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的相对收入状况逐渐恶化。基于这种考虑,许多发展中国家施行了资本抑制政策,然而资本市场的非自由化不但没有缩小收入差距,更将本国经济带向了衰退和萧条境地。因此,作为现代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动力之源,资本扩张的历史进程无法阻挡,无论是简单否定资本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还是忽略资本扩张负面影响的新自由主义思潮,都是超越历史现实和不切实际的,并不能增进人类福祉。
  (三)抑制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因素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决定了我国特殊的资本扩张路径。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产品市场不断发展完善,要素市场则相对滞后,特别是资本市场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沿海地区率先开放,拉开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序幕,也为非均衡发展道路进行了铺垫。发展过程中,尽管空间相邻为产业集群的扩散、资本的溢出以及扩大市场交换范围创造了条件,但是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资本的空间溢出效应常常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不能自然的作用于邻近区域和行业,这也是行业分化和区域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财政分权制度导致地方政府产生了相互竞争的动力,也就是所谓的经济增长“锦标赛”模式。独特的地方财政模式导致了区域之间的市场分割,特别是国有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地方保护更加严重,资本扩张过程中也就更加难以形成区域性的集聚和分工,跨区域的空间阻隔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点。地方政府处于政绩考虑也只重视本辖区内的资本市场一体化,往往忽视了与相邻地区的市场融合[7]。普遍的资本市场分割割裂了区域之间原本应有的经济联系,区域分化问题逐渐严重,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得到抑制,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8]。

  在这种背景下,不同地区发展水平和产业层次差别越来越大,以至于形成一个自由交换的市场壁垒,使得这种交换和区域协作变得代价高昂或者没有实质性意义。部分研究表明,两个相邻的地区如果处于同一发展水平,则更趋向于实施相同的资本管制政策,两地发展水平不一致则会导致发达地区采取自由开放的资本流动政策,而落后地区采取地区保护政策[9]。也有学者指出,随着市场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区域一体化持续推进,技术进步,特别是远程信息技术的大量采用,令空间距离带来的市场分割明显减少。从市场分割指数来看,我国消费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都出现了收敛趋势[10]。
  二、中国资本市场分割程度的分解与测算
  (一)资本市场分割程度的分解
  一般而言,发达而完善的资本市场是资本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的基础,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何建立统一的资本市场,更是实现要素高效配置和经济增长的关键。根据前文,我们认为影响资本市场自由度的因素大致包括以下六个方面:政府对资本市场的规制、所有制类型对资本流动的影响、货币供给能力、资本形成能力、银行市场化水平、股票市场发育程度,资本市场分割程度可以理解为以上六个维度的综合性反映:
  Cms=F(Grc,Otc,Msc,Cfa,Bml,Smd)(1)
  其中,Cms表示资本市场分割程度,Grc表示政府对资本市场的规制,Otc表示所有制类型对资本流动影响,Msc货币供给能力,Cfa表示资本形成能力,Bml表示银行市场化水平,Smd表示股票市场发育程度。其中,每一个变量的变动都会带来资本市场分割度的改变,每一个变量的变动对资本市场的作用存在差异:
  F/Cms>0;F/Grc>0;F/Otc>0;F/Msc<0;F/Cfa<0;F/Bml<0;F/Smd<0(2)
  为了详细区分每一个变量具体变动状况资本市场分割程度的影响,首先对每一个变量取全微分形式:
  dF=F/InGrc·dInGrc+F/Otc·dOtc+F/Msc·dMsc+F/Cfa·dCfa+F/Bml·dBml+F/Smd·dSmd+ε(3)
  其中,ε表示无法观测到或者是其他不可預知的变量或者维度;其中(3)式还可以进一步通过公式变形写成如下的形式:
  dF/F = F/Grc·InGrc/F·dInGrc/InGrc+F/Otc·Otc/F·dOtc/Otc+F/Msc·Msc/F·dMsc/Msc+F/Cfa·Cfa/F·dCfa/Cfa+F/Bml·Bml/F·dBml/Bml+F/Smd·Smd/F·dSmd/Smd+ε(4)
  其中,dInGrc/InGrc、dOtc/Otc、dMsc/Msc、dCfa/Cfa、dBml/Bml、dSmd/Smd分别表示每一个变量的变动值,通过以上公式也可以进一步判定资本市场分割程度的变动状况均来自于各个变量的贡献,因此资本市场的变动取决于各个变量的变动。
  本文选取我国31个省/直辖市(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1993-2013年的数据作为实证检验数据,数据均来自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对于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估算,小部分缺少年份的数据通过年份的时间序列OLS回归获取。
  (二)资本市场分割程度的测算
  1测算方法。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资本市场分割程度指标体系进行因子分析,通过降维方法合成公共因子,以最少的公共因子对总变异量做出最大的解释,因而抽取得因子愈少愈好,但抽取因子的累积解释的变异量愈大愈好。在因子分析的公共因子抽取中,应最先抽取特征值最大的公共因子,其次是次大者,最后抽取公共因子的特征值最小通常会接近零,通过以上方式选取的主成分及其个数将能够较好的对原有指标体系进行解释。本文选取主成分累积贡献率超过90%的主成分个数作为最终确定的主成分因素,从而避免降维过程中的数据信息流失。对于指标合适程度,通常根据KMO检验值以及巴特利特球形检验作为标准,其中,KMO值通过比较各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以及偏相关系数判断彼此之间的相关程度,其数学定义为:
  KMOi=∑∑i=jr2ij∑∑j=ir2ij+∑∑j=ip2ij
  它将相关系数矩阵中的所有元素都加入到了平方和计算中。KMO值越接近1,意味着变量间的相关性越强,原有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越接近0,意味变量间的相关性越弱,越不适合作因子分析。 Kaiser给出的KMO度量标准:09以上非常适合;08表示适合;07表示一般;06表示不太适合;05以下表示极不适合。
  巴特利特球度检验(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以原有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为出发点,其零假设是:相关系数矩阵为单位矩阵,即相关系数矩阵主对角元素均为1,非主对角元素均为零,即原始变量之间无相关关系。依据相关系数矩阵的行列式计算可得其近似服从卡方分布。如果统计量卡方值较大且对应的相伴概率值(sig值)小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时,零假设不成立。即说明相关系数矩阵不太可能是单位矩阵,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适合做因子分析,相反,不能拒绝原假设,相关系数矩阵可能是单位矩阵,因此不适合做因子分析,一般认为,如果相关系数矩阵中大部分变量的相关性都小于03,也就是变量之间呈现弱相关的状况的话,通常不适宜做因子分析。如果拒绝原假设,那么对变量组进行因子分析能够取得公因子。根据以上方式首先对各个维度进行KMO检验以及Bartlett检验;观察每一个维度的数据之间的相关程度。
  从表2的分析结果来看,大部分的交易维度都通过了检验,其中政府规制和股票市场发育程度的KMO值显著高于其他变量,暗示着这两个变量可能和资本市场分割程度的相关性较强,几个变量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组内数据反向变动趋势,但仍然能够接受。但是总体的资本市场分割度呈现出良好的适宜性,达到了818%的KMO检测值,因此可以通过以上采集的数据资料进行因子分析。

 对因子载荷矩阵的抽取方式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按照协方差矩阵进行分析,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因子旋转方式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正交旋转,最大收敛性迭代次数采用25次,因子得分使用传统的回归方法,并对缺失值采用按照列表排除个案的方式;然后再对资本市场分割度指标进行统计:获取适宜的公因子数量;由于碎石图从第四个公因子开始转向平滑,因此选取四个公因子比较合适。
  根据表3,按照特征值大于1以及累计方差超过95%的要求,因子分析抽取了四个公因子,其中第一个特征值为16912,方差贡献率为82013%,第二个特征值为112,方差贡献率为6897%,第三个因子的特征值为0323,方差贡献率为4702,第四个因子的特征值为0209,方差贡献率为21。因此,提取前四个主成分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9571%,意味着包含第四个主成分以后,这四个主成分基本上能够解释超过95%的原始信息,因此前四个主成分基本可以反映全部指标的信息。同时也可以看出第一个主成分包含了最多的原始信息,因此也最能夠解释资本市场分割度的变化。
  2.确定权重。用主成分分析确定权重的方法主要是根据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同时对该指标在各主成分线性组合中系数加权平均的归一化,这里需要进行三个步骤。首先确定每个指标在各主成分线性组合中的系数,方法是利用载荷系数除以每一个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根的开方,其次需要确定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如果方差贡献率较大,那么其主成分也比较重要,因此方差贡献率可以看成是不同主成分的权重(见表4)。指标系数可以表达为以这两个主成分方差贡献率为权重,同时对指标在这两个主成分线性组合中的系数做加权平均。最后再将指标权重归一化,并将其作为每一个指标的具体权重(见表5)。
  类似的,我们继续计算出第二主成分、第三主成分和第四主成分的系数和线性组合系数,进而可以得到四个主成分的系数矩阵表达式,综合得分模型中系数的计算方式:
  Cms=∑Xi/∑Xi·Cmsi(5)
  其中,Cmsi表示第i个主成分的指数值,Xi表示第i个主成分的特征值,根据以上计算公式可以得到资本市场分割度的指标体系的综合得分模型及其相应权重。
  根据综合得分权重,我们计算并描绘了我国整体的资本市场分割程度的变化趋势(见图1)。
  图1 我国资本市场分割程度的变化趋势
  可见,尽管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我国资本市场的分割趋势仍然明显,而且依然处于扩大趋势。其中,影响我国资本市场的主要因素,首先是政府规制,其次是所有制类型的歧视,再次是资本形成能力较弱,资本扩张的同时却并未同步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与此同时,我国货币的扩张速度不断增加,各类金融机构的存款总额不断增加,股票市场也在不断发育完善,但其并未在根本上消弭资本市场的分割态势。反映了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我国资本扩张在总体上仍然是非均衡式的发展,要素市场的发育还不够完善,尚不能从根本上对资源配置进行一个有效的引导,也就未能充分的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分析我国资本扩张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联,对资本扩张的质量进行检验。
  三、中国资本扩张的经济增长效应检验
  (一)检验模型
  一方面是资本市场分割程度的不断加剧,另一方面也无法否认我国经济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两者的内在关联是什么?不完善的资本市场是否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为了进一步考察影响资本扩张的具体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特别是我国资本扩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现实关系,考虑到它们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习惯性的做法是在解释变量中加入二次项,如果二次型的系数为负数,则可以证明在理论上存在一个最优的资本市场分割度,本文通过以下模型进行检验:
  Yi,t=αYi,t-1+β0+β1InKi,t+β2InCmsi,t+β3InCms2i,t+β4InKi,tInCmsi,t+γXi,j,t+εi,t(6)
  其中,Yi,t代表对数化的人均GDP,Yi,t-1代表人均GDP的滞后项,Ki,t表示第i个省份在t时期的资本扩张速度,Cmsi,t表示i省在t时期的资本市场分割程度,Cms2i,t表示资本市场分割度的平方项,在回归方程中运用二次型表示对这种倒U型曲线进行检验。交叉项Ki,t×InCmsi,t表示的是资本扩张与资本市场分割度之间的交互作用,Xi,j,t表示i省在t时期的第j个控制变量(包括人口规模、教育程度、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水平四个方面)。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
  基于前文对于资本市场分割的分解和测算,本文继续选取中国省级面板作为分析样本,所有数据均来源于1993-201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采集时间跨度为21年。部分变量已经在前文中做过描述,在此列出数据来源和具体的处理方式。
  1经济增长指标Yi,t。以当年人均GDP水平表征,考虑不同省份和年份的数据可比性,每年数据均根据当年物价指数进行平减。
  2资本扩张速度Ki,t。以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表征,基于数据的可比性,历年数据均根据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3资本市场分割度Cmsi,t。各个省份的数值均依据上一节的计算方法计算而来。
  4控制变量Xi,j,t。其中,人口规模以各个省份的常住人口数量表征;教育是一项重要的公共产品,主要通过各级政府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资本投入,衡量教育发展程度主要通过考察教育的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为简化分析,本次计量分析主要通过衡量教育的投入,也就是政府对于教育的投入来衡量教育发展程度。具体的,本文用各省每年的教育事业费支出在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的占比情况作为衡量教育水平的指标;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产值对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作为产业结构的衡量指标;基础设施。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用了各省的人均道路面积作为基础设施的衡量指标,同时假设人均道路面积越大,城市基础设施越完善。

 (三)测算过程
  由于解释变量中含有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因此是一个典型的动态面板模型。其次,如果解释变量或者控制变量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将会出现伪回归的现象,其解释作用也将被极大削弱,原因在于多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因此首先应该对解释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本文利用SPSS22对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如表6。
  分析结果显示,所有的变量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变量之间高度相关性令解释变量具有高度的内生性,传统的OLS估计或者是面板数据模型,如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都无法保证模型最终能够得出无偏的参数估计,模型的内生性缺陷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因此必须使用带有工具变量的估计方法。通过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的方法来处理偏向性问题,可以将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差分方程被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就不需要继续寻找其他替代性工具变量。但是,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的方法容易受到弱工具变量的影响,从而令个体效应的波动远大于常规干扰项的波动,造成Sargan检验显著拒绝原假设的情况出现,因此仍然需要寻找更好的工具变量。我们考虑使用系统矩估计方法(SYS-GMM),具体做法是将水平回归方程和差分回归方程结合起来进行估计,在这种估计方法中,滞后项作为一阶差分的工具变量,而一阶差分又作为水平变量的工具变量。差分GMM估计与系统GMM估计的主要差异在于差分GMM估计量采用水平值的滞后项作为差分变量的工具变量,而系统GMM估计量继续采用差分变量的滞后项作为水平值的工具变量,也就是增加了其他可用的工具变量的数量,同时在估计过程中将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联立组成方程组进行估计。本文主要利用系统GMM的方法进行估计,同时采用两阶段-纠偏-稳健型估计方法,估计方法中加入robust选项,令标准误差经过怀特异方差进行修正,从而使模型结果更稳健。
  为了验证上述理论假说,必须提供相应的实证模型进行检验,为了消除变量之间的内生性,本文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以及具有相关关系的解释变量全部作为内生变量。由于较难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因此沿用一般的做法,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这是由于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通常和解释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与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弱。
  (四)检验结果
  从两种不同的GMM估计方法来看,结果的差异不是很大,但是系统GMM的拟合效果更好,其Sargan值也更高。从表7中可以看到,InCmsi,t的指标为正数,而InCms2i,t明显为负数,显著性水平为10%,可以看到资本市场分割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也就是说,资本市场的分割度并不是越大越好,而是存在一个阈值。在到达这个阈值之前,分割的资本市场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当达到阈值以后,继续扩大的资本市场分割度抑制经济增长。这就表明,我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与西方经典理论存在显著差异,尽管要素市场尚不完善,但这并不构成经济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不必然影响要素的配置和投入生产。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后,持续扩大的资本市场分割转而成为经济增长的抑制因素,此时就有必要培育完善的资本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
  整体而言,各项主要的解释变量均为正数,表明变量都有力支持并推动经济增长。但是,随着我们将回归时间缩小至近十年,可以发现,几个解释变量的系数均转为负数。这就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市场如果继续维持此前的分割态势,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可持续发展难题。
  (1)依靠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弱化,特别是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山东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由于空间容量有限,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已经接近峰值,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累积的基础设施投入已经逐步发挥出其在经济增长中的效用,因此持续的基础设施投入开始呈现出边际递减的作用,在差分矩估计中甚至出现变量前系数为负数的情况。
  (2)沿海发达地区往往吸引了更多的外来人口,当地资本扩张速度要高于欠发达地区,但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流入趋势逐渐减缓,继续依赖资本扩张将面临投资效率递减的难题。
  (3)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城市,尽管人口规模有一定增长,但其增长速度明显慢于东部发达地区,部分地区近年来甚至出现负增长(例如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软环境,尤其是资本市场的不健全,导致先进的生产要素不能顺利流入,对高生产力要素的吸引严重不足,从而不能充分释放增长潜力。
  (4)作为现代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因素,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至关重要,教育投入和其他公共产品投入对于维系良好的制度环境和产业发展环境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样的,随着我国整体产业水平达到一定高度,依赖技术引进和产业转移实现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小,创新增长动力,实现内生性增长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这就需要完善的、统一的资本市场,引导现代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激发要素的生產潜力和投入积极性。
  四、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资本扩张速度不断加快,但我国资本扩张的增长效应却并不让人乐观,特别是资本市场化水平仍然较低,经济低水平增长的特征明显。这反映了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的效率和质量都还不够理想,外源式增长模式根深蒂固。这既是后发国家和地区往往容易掉落的增长陷阱,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特别是在软实力建设方面,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实施有针对性的激励措施,使得各种要素积极、主动的参与到交易中来,提高要素使用效率,扩大资本流动范围,促使经济内生增长。本文利用我国31个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资本扩张的经济增长效应,结论如下:
  1.我国经济30多年的快速发展经验表明,要素流动,特别是资本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流动,从低增长潜力地区向高增长潜力地区的流动,是我国经济增长和资本扩张的现实动力。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为了实现持续的经济进步,资本应当向高知识、高附加值的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行业持续投入。

2.与经典理论有所差异的是,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并非是资本扩张的前提条件,反而是作为资本扩张和经济增长的一种结果而出现的。这是由于我国作为后发地区,经济发展并不需要也没有必要重复发达国家的缓慢积累路径,发达国家的技术条件和规模庞大的世界市场为我国快速的资本扩张提供了可能,这就导致了一种外源性的资本扩张和经济增长,因而资本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受资本市场的制约。
  3.从长期来看,外源性的资本扩张和经济增长并不可持续,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分割的资本市场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效应。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就需要适时调整发展策略,转换发展动力。当前更为现实可行的,是深度推进要素市场改革,以完善的资本市场为基础,实现资本的内生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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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s Capital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Effect of Capital Expansion
  GAO Chuan-lun
  (China Center for Special Economic Zone Research,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China)
  Abstract:The release of factor vitality, especially the rapid expansion of capital, is a key factor promoting the rapid growth of China′s economy, while clarifying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 expans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s the key to having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h. By the decomposition and calculation of the segmentation degree of China′s capital market, the economic growth effect of capital expansion is examined by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a long period of development, the segmentation trend of China′s capital market still exists and is even expanding; the capital market improvement and capital expansion are not in synchronization, and the exogenous characteristic of capital expans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s obvious; there is an inverted U cur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when the economy reaches a certain height, the continuous segmented capital market will restrain th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long run, the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orderly capital expansion need a sound, unified, and perfect capital market, and the further reform direction is the deep reform of capital market.
  Key words:capital market; capital expansion; economic growth; market seg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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