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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意蕴、内在属性和实现路径: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多维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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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本站编辑:admin 日期: 2018-01-04 09:51 点击:

  摘要:文化是人类价值理念和理想形成的“场域”,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本向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具有三重导向功能:价值引领功能、精神动力功能、道德支撑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具有人民性、历史性、先进性三重内在属性;加强党的领导、强化理论创新和保障民生公正,是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D6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7)12-0040-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人民主体观的当代中国形态研究”(15BKS041);广西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新媒体时代民族地区高校网络舆情工作转型研究与实践”(2017C392);广西教育系统维护学校安全稳定立项研究课题“易班在大学生安全教育与宣传工作中的作用研究”(20161C048);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医学伦理与职业道德研究中心课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和谐医患关系构建研究”(2016RWYB02);桂林医学院教改课题“德育与人文融通:基于医学院校特色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考核制度与方法的改革与实践”(2016JGS27);桂林医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经费资助研究课题“马克思自由思想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研究”(2015SK006)。 
  作者简介:王成(1982-),男,安徽定远人,桂林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邓倩(1987-),女,广西桂林人,桂林医学院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中国道路的必然性、必要性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优越性和科学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相并列,提升为必须坚持的“第四个自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更加完整和全面的理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1]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理论意蕴 
  现代性问题的深度解析不能脱离基本概念、范畴的总结与梳理。何为文化?文化何为?回溯这些基本概念、范畴对于廓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历史脉络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文化具有双重含义。在广义上,文化的首要特征是“人化”,也即所谓大文化,是指既着眼于人类与生命系统,又着眼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狭义上的文化是指,“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2]包括哲学、文学、艺术、科学、宗教、价值观、道德、风俗等。《易经》曾言:“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已化成天下。”《文选·补之诗》言:“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谓:“文化内辑,武功外悠。”由此观之,在中国古代先贤的话语视阈中,文化与“野蛮”“粗鄙”等相对,寓示知识精英强制训化普罗大众的天然使命和道义责任,乃是少数人驯服多数人的工具。此种语境之下,少数当权者和统治者成为文化的当然主角,人民大众则成为天然配角,从而处于边缘化和被支配地位。 
  随着时间的流变和空间的差异,现代性语境下“文化”演变为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的多元复杂概念,涵盖人类社会知识传统、价值观念、精神状态、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成为众多哲学社会学科以及诸多交叉学科探究、求索、阐释和争鸣的理论范畴。克利福德·格尔茨将思想、价值、行动、感情和其神经系统相并列为文化的产物。[3]泰勒则把知识、道德、信仰、艺术、法律和风俗等视为构成文化这一复杂整体的基本要素,乃是社会成员必须习得的基本习惯和能力。[4]文化自信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产物,受到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东西方优秀文化具有高度的同源性、契合性和内在一致性,同时它一经产生又会对现代性文化的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文化在时代嬗变和主体选择中产生、发展、转型和升级,体现了客观决定性和主体选择性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领域遭遇多重困境与选择性盲区,西方道路在部分学者面前被奉为“圭臬”和“典范”。一些人撕裂革命文化、建设文化、改革文化和传统文化内在关联性,把转型时期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归结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原罪”,马克思主义被日益空泛化、标签化和边缘化,在意识形态“多元—一元”博弈和竞争中迷失方向,对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失去信心。由此出发,企图颠覆优秀传统价值观,消解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一些领域“失语”“失声”“失踪”。从历史延续性视角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在价值引领、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方面有着鲜明的导向功能。 
  (一)价值引领功能 
  价值在不同语境中含义不同。从哲学理论范畴出发,价值指代物的属性对人的需求的满足,体现了客体与主体的统一。基于文化而形成的价值理念包含社会主体对共同理想和信念的信仰和追求。价值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和引领民众的手段和方式,文化是教化人心的基本方式和手段。基于此,文化自信必须以价值自信为其逻辑起点,价值是文化的基础和核心。文化发展暗含价值实现,不存在不包含价值的文化。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用先进文化引领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前进方向,不断增强和提升民族文化自信。正是凭借着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的高度自信,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中国特色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在承继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和文化基因过程中,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重构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文化家园。 
  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5]当下中国社会,伴随时代变迁和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越来越体现出双重性特征, 即精神需求与物质需求的统一。 没有自身价值理念的文化是丧失灵魂的文化,难以有效引领时代变迁和国家发展。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多元因素互动的系统工程,包含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经济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以及文化现代化。其中,人的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的程度具有主导性和引领性。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獨特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今天我们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这种文明和价值理念、价值追求的延续和升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筑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提高国家综合实力,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和领导权。 基于此,文化自信决定个人、政党、民族、国家的素质、能力、前途和命运。立基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必须正确引领社会思潮,自觉抵制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失灵论”以及“意识形态淡化论”和“指导思想多元化”等错误思潮。

(二)精神动力功能 
  人民富足、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的根本动力来源于文化自信。2013年11月,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6]民族文化是民族创新力和创造力的天然宝库和内在驱动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现代性交融展现出独特的价值特质和人文魅力。毛泽东深刻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7]1516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社会生产力的主要力量源泉已经由“物质空间”向“知识空间”转换,文化自信已经成为先进生产力生根发芽和开花结果的内源性动力。梁启超把学术思想的文化价值比作精神之于人的意义。以其视角出发,“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8]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立足于文化自信,砥砺奋进,用理想信念集聚中国力量,用中国文化激发中国智慧,用中国自信展现中国精神。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键时期,同时,随着科技革命向纵深领域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和生产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历经颠覆性变革。构筑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有利于充分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把握科技创新和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充分利用五千年璀璨的文化资源,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深刻透视、反思与整合和引导当代中国文化,充分展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创造性。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所带来的知识获取、知识交互的便易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方兴未艾。2016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指出,“实现创新驱动是一个系统性的变革,要按照‘坚持双轮驱动、构建一个体系、推动六大转变’进行布局,构建新的发展动力系统。”[9]创新创业主体由企业家、科学家等知识精英变为工人、学生等普罗大众。普通大众作为双创空间的主要参与者,必须激发其创业精神和创新热情。普通大众既是双创的需求者、促动者,又是技术的创新者和推广者。双创本质上是立基于创新与继承、发展与坚持的文化重构,归根结蒂取决于历史积淀、文化传承和文化自信。 
  (三)道德支撑功能 
  道德与文化,既相互区别,又内在关联。道德作为调节社会关系的方式和规制,是衡量人的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具有历史性特征。一般而言,道德分为私德和公德两个范畴,私德适用于个人、个人之间、家庭等的关系调整;公德则是用于调整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规范。文化是道德产生和生长的基本场域,道德与文化具有共通性和同构性特征。从西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先贤到东方孔子、老子、孟子诸子百家,“轴心时期”的贤人达士无不强调“公序良俗”在“意义”“秩序”层面重建与重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习近平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6] 
  中华文化是道德文化的主要载体,道德精神是中华文化的思想精髓,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必须予以有效继承和发展。基于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在道德向度的解读,不能仅仅限于了解其本身所表现的文化精神,更要通过其文化精神深入其核心层面,进一步挖掘和揭示其本身所蕴含的道德理想和信念。当前,中国正处于价值重建和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需要全方位提升和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从而在更广泛领域和更深层次推动主流道德的认同和建构。文化是民族自立和自强的“水之源、木之本”。抛源弃本,难以有效引领社会风气,难以真正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10]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内在属性 
  文化自信绝不仅仅只是文化问题,而是关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重大政治性问题。基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具备人民性、历史性、先进性三重内在属性。 
  (一)人民性 
  文化是多元复杂而又互动关联的社会现象,社会主义文化就是要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文化的产生、发展、转换与升级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是人的主观选择性与社会规律性的统一。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1]文化本身不存在所谓自信不自信问题,文化自信不自信说到底是传承和秉持某种文化的主体。立基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必须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不断扩大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吸引力、感染力、凝聚力、战斗力和影响力。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首要特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服务于广大人民,而不是为少数权贵和利益集团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这种质的规定性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二为”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必然。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这一概念在各国学界得到广泛认可。以其视角出发,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存在形式和话语构建的主要资源,区别并依赖于基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传统“硬实力”,关涉社会层面、个体层面、心理层面等理论与实践的多维空间,通常以柔性、隐性或无形的方式来提升或消解国家的影响力、吸引力、强制力和趋同力。[12]文化自信是中国复兴的必经阶段,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主要参数,体现了执政党对人民群众总体需求的人文关怀和切实尊重,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特定历史传统和国情实际而确立的执政使命。习近平深刻指出,“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13]在当代中国,只有繁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固树立人民群众在文化自信中的主体地位,传承中华民族精神命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二)歷史性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合法性基础日益被剥离。 传统中国在僵化的政治体制和封闭的社会结构束缚下向着现代性蹒跚而行。经由19世纪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再到甲午战争和20世纪初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及20世纪中期日本侵华战争等一系列战争和灾难的洗礼,传统中国被动地、渐进式地引入外来的军事性、经济性、体制性、政治性、思想性以及文化性资源, 谋求通过改革的方式在危机中重获新生。洋务运动、百日维新以及清末新政就是这种努力的尝试。 同时,政治危机导致传统社会出现结构性裂变,乡土社会分崩离析。 社会结构裂变驱动思想文化发生裂变,社会思潮日益多元化、革命化,传统社会进一步撕裂。 太平天国运动、白莲教起义、小刀会起义以及义和团运动等旧式革命企图通过激进的形式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打开闸门, 实践中却难以超越传统社会农民造反的程式,充斥着强烈的反智色彩。 传统文化遭受外来文化冲击,日益面临结构性危机,同时异质文化的输入给传统文化提供新的视角和活力,促使其在解构与重构中谋求新生。 与内源型现代化国家截然不同,中国等外源型国家在道路选择上并不具备“复制”西方模式的文化生态。 
  文化自信与民族精神状态和社会精神风貌存在紧密的内在关联性。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下,必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结构主义巨匠列维·施特劳斯认定:第一,结构具有整体性,组成结构的各元素相互制约、相互平衡,无法独自发生变化;第二,结构具有可变性,组成结构的任一元素发生变化,结构将不复存在;第三,结构具有可识性,结构的意义在于可以被辨识和观察。[14]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视角出发,中华文化具有稳定性与可变性双重特征。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具有明显的“自发内生型中心文化”特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一以贯之,从未间断。与此同时,中华文明的外部结构作为内在变量的存在形式,必然受到外在变量变化的影响与制约。近代以来,现代化语境下资本主义席卷全球,在资本逻辑的冲击和侵袭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逐渐边缘化、外围化、非中心化。在西方话语的冲击与侵扰下,中国社会总体性危机与现代性危机相互交织,“后发外生型边缘文化”特征开始凸显。知识精英从最早致力于借助外力复兴自身的探索与尝试到掀起内生政治变革运动,再逐渐转化为内生文化再生运动,亟待塑造有别于传统社会的“中华文明新型态”,建构新的秩序和意义体系。 
  (三)先进性 
  理论的先进性取决于实践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立基于革命性和批判性。 恩格斯曾明言,“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5]民族的创造力和创新力是中华文明奔腾向前的不竭动力。如前所述,中国人民在国家衰亡和民族危亡的黑暗与彷徨中迎来20世纪的曙光。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变革和革命的历程中,无数知识精英以捍卫中华文明为己任,图存保种,积极奔走于世界。 从林则徐、魏源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经由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康有为“以儒教为国教”、章太炎的“国粹兴国家兴,国粹亡国家亡”,再到胡适的“全盘西化”以及辜鸿铭的“儒学复兴中华”,文化复兴与创新成为知识界的孜孜追求。由于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和实践性缺失,传统知识精英未能真正意义上重塑中国社会的文化自信,无法彻底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 
  伟大的实践离不开伟大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内在驱动力,是两者结合和双重创新的产物和结果。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最具标志性的理论创新成果,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提供内源性动力和根本保障。道路认同、理论认同和制度认同以文化认同为根蒂,没有文化认同的道路认同、理论认同、制度认同难以稳固和长久。马克思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6]文化作为观念的存在形式,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促进、阻碍和延滞作用。基于文化的基本特征,文化自信可分为对先进文化的自信以及对落后、腐朽文化的自信。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激烈竞争与博弈中,任何一个民族要站稳脚跟,实现发展和复兴,必须保持精神独立性。社会主义国家一旦在精神文化领域失去自身特质,无限融入异质性思想资源,最终只能亦步亦趋,重蹈覆辙,重新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世界体系附庸存在。 
  三、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实现路径 
  文化不可能是脱离社会形态的“普世存在”。柯林斯雄辩地指出,“(文化作为)威胁、物力、间接压力、外交、诡计以及其他可以想到的手段,对敌方实施所需要的各种程度和各种样式的控制,以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标。”[17]萨义德从意识形态视角出发认为,文化乃是多种力量角逐甚或是权力较量的“场域”。“文化不但不是一个文雅平静的领地,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战场,各种力量在上面亮相,互相角逐。”[18] 
  (一)加强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政治保证 
  “中国气派”“中国话语”抑或“中国气派的中国话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再生和话语转换运动。马克思主义并非纯理论式或书斋式的观念存在。从实践逻辑出发,传统文化“经世济民,学以致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等济世救民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关怀高度契合。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对我国历史和文化传统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1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与文化原教旨主义的文化自信存在根本差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深刻剖析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在价值理念上的本质差异,“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7]147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提出和形成,建基于文化力、自信力二维有效融合、再生,是实现“西方话语”向“中国话语”转变的关键,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能力的进一步提升。马克思主义作为“伟大的认识工具”,来源并服务于社会实践。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20]另一方面,马克思从来都不是空洞的说教,教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只能窒息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去马克思主义化”和“去共产党化”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政党土崩瓦解,社会主义事业只能沦为“水中月、镜中花”。由此出发,构建文化自信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历史虚无主义以及文化虚无主义等不良社会思潮,必须超越“西方话语”“西方路径”,绝不允许遮蔽和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使中华文明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有效应对“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挑战,在接续和传承中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 
  (二)强化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思想基础 
  文化传承是文化创新的基本手段,文化创新必须立基于文化传承。文化是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继承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延续性,创新性则建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社会主义文化是作为人类社会全新的观念存在,本质上与西方文化形态以及中华传统文化存在差异性。基于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时候必须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使之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全球化历史的大逻辑出发,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体进程中始终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构、建构和重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毛泽东认为,“忠就是要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叫做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21]习近平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重新阐释了传统文化中“道义”概念。在他看来,当今社会,道义就是“要坚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始终胸怀大局、心有大我;坚守正道、追求真理,立足我国国情,放眼观察世界,不妄自菲薄,不人云亦云;实事求是、客观公允,重实情、看本质、建真言,多为推进党和人民事业献计出力”。[22] 
  文化具有反复性、地方性和民族性等多元复杂特征。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全新的社会存在,社会主义文化是对世界范围内传统文化批判性继承。现代性意义下社会秩序的重构首先体现在文化的重建和文化自信的重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自我批判、革故鼎新的演进过程,必须因时而化、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历史,东西方文明有过和平的交流、交往与交融。现代化语境下,西方国家从资产阶级革命起通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价值观及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逐步确立其“文化霸权”;当代中国社会则面临急速转型和剧烈调整变动,错综复杂的现代性问题日益凸显。基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在话语的时空维度仍然面临挑战,必须正视这种复杂性、反复性和艰巨性。面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日益复杂态势、信息传播技术的深刻变革以及过渡转型时期人民思想观念的深刻调整,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党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现实性问题,全面研究新的历史时期文化自信的实现路径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我们要对各种有益文化思想学派流派实行包容性引领式发展,避免错误思潮的侵袭和误导。 
  (三)保障民生公正是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根本落脚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构建与发展,存在着内外两个方面的促动力:一是经济领域的革故鼎新推动了文化领域的改革与发展,中国文化的发展水平与中国目前的经济水平很不匹配,这是内生变量;二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及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逐步侵入,使得中国文化领域更具多元性、挑戰性,这是外生变量。两个变量的交互作用,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转型和升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真正确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就要立足中国基本国情构建中国话语,超越西方中心话语体系。创新的根本动力来源于实践。毛泽东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为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23]“四个全面”战略背景下,只有不断改进民生、推动精准扶贫深入开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才能提升社会主义文化影响力,从根本上推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一直以来,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通过话语霸权来实施文化渗透、争夺人心,而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也在借用西方的话语体系在社会甚至在党内传播,构成了对国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严重冲击和严峻挑战。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论述。他认为,必须夺取日常生活领域的价值引导权;如果一个执政党失去了文化领导权和价值引领权,那么,这个执政党的政治领导权也会失去保障。[24]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文化传播的渠道日渐多元化、信息化、隐蔽化、开放化、个体化和全球化,网络等信息高速公路成为文化传播与扩散的主要载体。基于此,文化的影响力一再越出传统民族国家的地理界限,在时间、空间等多个维度急剧转换,成为主权国家建构世界话语的基本要素。文化对于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更富渗透力和控制力,对于社会大众的思维导向、政治认同以及价值认同产生了潜隐而深刻的影响。民族复兴必须建筑人民富足以及文化自信,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一方面,我国经济领域的持续快速发展,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带来机遇;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和就业问题、住房问题、收入分配公平问题、社会保障等问题都深刻影响着人民群众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认同。只有解决事关社会成员的生存、发展的民生问题,确保其正当利益需求不受侵扰,切实解决其实际问题,才能在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构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双重创新的时代产物,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由贫穷到富强、由落后到先进的艰辛奋斗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先进性建基于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在批判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基础上产生的,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文化自信只有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流淌于中国人血液中,与中国形象、中国精神、中国表达以及中国道路深度融合,才能潜移默化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必须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双重维度进行分析和把握,勾连其规律属性与价值属性,并在综合平衡中稳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马克思主义同传统文化融为一体,“双轮驱动、双重创新”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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