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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文化建设:列宁临终前的最深切忧虑

分享到: 本站编辑:admin 日期: 2018-01-30 10:02 点击:

  

  〔摘要〕共产党在落后国家夺得政权后,始终面临着如何加强和改进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难题。在国际共运史上,列宁首先面临这一难题并从多方面进行分析和解决。自俄共(布)十一大政治报告开始,列宁将建设的重点聚焦于文化,认为落后国家共产党在执政后面临巨大的文化制约,而能否通过有效建设克服文化上的制约与困扰,将从根本上决定其执政效能以及最终成败。 

  〔关键词〕共产党;列宁;文化建设;斯大林;党的建设
〔中图分类号〕D35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8)01-0052-06
在历史上,共产党起源于19世纪初期的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写作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不但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的纲领性文件,而且也被后来的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始终奉为圭臬。根据《共产党宣言》,共产党的重要性质与特点之一,是“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无论对观念的产生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作何种解释,有一点毋庸置疑,即人们的行为总是受观念影响或支配的;同时以习惯、习俗或社会心理等方式存在的文化观念总是在“暗地里”对人们的思想或言行发生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深知这一点,所以在世界范围共产党建立之初,就警示人们:这既是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依据,同时也是在整个发展进程中必须时刻注意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然而,这在实践中又谈何容易!
更何况20世纪社会主义主要发生于东方落后国家,这些国家原有的文化观念或文化传统与共产党所必须具备的先进文化、先进观念相距甚远,或者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最初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程度并试图分析和解决的,是列宁。但令人遗憾的是,列宁在这方面的工作后来被人们有意与无意地忽视,或者由于多种原因而没有获得正确认识。当我们在今天要致力于研究20世纪社会主义的得失成败,特别是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要着力加强和改进社会主义执政党建设时,首先不应该忘记列宁这方面的思想貢献。

列宁既是苏联共产党前身即俄共(布)的创建人,又是俄国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因此,无论对党的成长还是十月革命所开创的历史进程,如同母亲对待刚出生的婴儿一样,欣喜之余总是倍加关心与呵护。自1921年底开始,列宁的健康每况愈下。除了因遭特务暗杀所导致的多处病痛折磨,病情加重还由于劳累所引起:不断的讲话、写文章、接待来访外,每天都要收到几千份呈文和请求书,在每次会议上都会有几百项任务等着他去解决……,医生认为只有彻底休息甚至完全处于离职休养状态,才有助于防止其病情进一步加重。为此,俄共(布)中央将列宁送到哥尔克休养。在哥尔克,医生禁止他阅读文件、报告和便函等。然而即便这样,他也没有完全停止工作,特别是头脑还在紧张地思考着。12月17日,列宁休假归来,但到1922年1月中旬又病倒了,再次被送到哥尔克。原定三四星期的休假,后来被政治局延长至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即3月底。然而,作为视党及其事业为生命的政治家、革命家,他的思想非但没有休息,相反却陷于更加紧张与痛苦的思考之中。从在此期间完成的《政论家札记》《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以及为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准备政治报告的情况考察,他对重大理论问题、实践问题的研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1922年3月,在为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准备政治报告的材料中,他自嘲道:“因祸得福:我居闲半年(1921年和1922年),‘从旁’观察。”〔2〕
列宁处于一线工作中心,每天需要考虑和处理的都是迫在眉睫的日常事务;而“‘从旁’观察”,则可以深入凝思一些事关全局、影响长远的战略性问题。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便是列宁“‘从旁’观察”的重要成果。
由于严重病痛的折磨,列宁起初既不准备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也不打算出席会议。后来,由于在诸如对外贸易垄断等一些具体问题上与党内部分高层领导产生重大原则分歧,并且通过这些分歧使列宁看到了党的危险所在,所以在1922年3月20日晚10时35分,列宁用电话向秘书玛·伊·格利亚谢尔口授了一封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信,通报自己准备向大会作政治报告。3月21日到25日,列宁先后为政治报告写了三个提纲,3月27日又形成第四个提纲。〔3〕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3月27日—4月2日在莫斯科举行,这是列宁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或许是对未来生命历程已经有所预感,列宁不但强忍病痛参加了大会,而且所作政治报告长达3万余字。这篇最后的“大部头”文献内容丰富,历来为国内外研究者所重视。然而,其中关键之处却几乎在同等程度遭到了不应有的忽略,即贯穿全篇的、列宁对共产党在俄国执政缺陷及其错误的深刻检讨:官僚主义严重,有充分的政治权力却不能够正确使用,狂妄自大、习惯于到处发号施令,过分醉心于行政命令的方式……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共产党不是先锋队组织吗?是共产党执政所拥有的政治权力不够大,还是经济力量不足?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列宁明确指出:关键在于“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4〕
由于缺少文化,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面临“被征服”的危险:
“我们听老师说过,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于是征服人家的民族成了征服者,而被征服的民族则成了战败者。这很简单,人人都懂。至于这两个民族的文化怎样呢?那就不那么简单了。如果出征民族的文化高于被征服民族,出征民族就迫使被征服民族接受自己的文化,反之,被征服者就会迫使征服者接受自己的文化。在俄罗斯联邦的首都是否有类似的情况呢?4700名共产党员(差不多整整一师人,而且全是最优秀的分子)是否受别人的文化支配呢?”〔5〕
怎么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呢?难道当时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都是由文盲组成吗?或者当时列宁创建并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在指导思想、意识形态、思想道德等方面存在重大缺陷?
 事实上并不尽然。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列宁思想中的“文化”。
在列宁的著作中,文化至少有三种含义:一是指人们的受教育程度、科学技术等;二是指具体的思想道德、意识形态;三是指以传统、习俗或民族心理。〔6〕 “是否受别人的文化支配”,其中的“文化”既包括思想道德、意识形态内容,更加指民族旧的传统、习俗或文化心理等。具体到军事上的征服者反而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类似情况不但世界历史范围屡见不鲜,即使在俄罗斯历史上也曾发生过。例如19世纪初,俄国取得了反拿破仑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然而,远征欧洲的俄国军人特别是年轻的贵族军官们,却深为拿破仑推行的那种新社会制度以及法国大革命后形成的政治思想、文化风尚所折服。一位曾参加过远征西欧的青年军官如此描述自己的感受:“通过与法国自由派接触,我国的军官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他们的思想方法,也开始热衷于代议制机构。现在他们因自己的国家仍处于专制主义的淫威下而羞愧难堪。俄国解放了欧洲,但难道这仅仅是为了在本国保留农奴制吗?”当时的禁卫军司令瓦西里契科夫向特级公爵沃尔康斯基报告说:“您不了解自由思想在我们之中传播的广度。请不要用‘让他们住口!’这样令人沮丧的话来回答我。议论者人数太多,无法强迫他们沉默。革命已经扎根于人们的思想中……”。〔7〕其结果,便是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①然而,这种文化上的“被征服”,对于一个外来民族而言,可能侧重表现为思想观念或以典籍方式存在的具体文化(如文字、文学艺术、思想产品、科学技术等);而对于十月革命后成为执政者的布尔什维克党,面对的主要是自己民族的传统、习俗等这类被称为隐型文化的内容。后者既不会因一场革命而被消灭,同时作为整个民族文化的基本内容,也不会只对一部分人产生影响。列宁在谈到旧传统、旧习俗这类文化的历史惯性特征时,曾非常形象地阐述道:“旧社会死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遗害我们。”〔8〕
那么,俄共(布)作为军事上、政治上的胜利者,在执政过程中是否会演变为民族旧文化的“被征服者”?或者说,是否会因受民族落后文化的制约而导致执政失敗?类似的思考虽然此前已经在列宁的有关论述中若隐若显地出现过,但第一次正式提出是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而且是以政治报告的方式!
史料表明:从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到列宁第三次中风后完全丧失语言能力,不足一年时间;在这期间,列宁几乎倾其全部的精力和生命,研究并着手解决事关共产党执政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仔细阅读保存下来的全部文献,我们可以很清晰地发觉,列宁最后的思维恰恰聚焦于俄共(布)执政中的文化制约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文化建设问题;尤其是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以后,即被后人称为“政治遗嘱”②的书信或文稿中,这一问题更是得到了集中阐述。
所以如此,在根本上导源于列宁对十月革命后俄共(布)执政实践的认识与总结。
如果说在俄共(布)执政前,对于文化与现实政治关系的认识多少还带有泛论性质,那么在十月革命后则不断具体而深刻,特别是逐渐集中于如何影响有效执政层面。列宁虽然实际领导执政时间不长,但到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前,对于俄共(布)执政面临文化制约的分析视点已发生过两次大的转移。
第一次转移:从乡村农民到城市工人。十月革命前,列宁主要是站在大体与马克思相当的现代无产阶级立场上,批评乡村农民的文化劣根性,但革命后短暂的建设实践使列宁敏锐地发现:“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新人,没有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他还站在这种没膝的污泥里面。……小私有者那种各人顾各人的旧习惯、旧习气,在每个工会、每个工厂里真是太多了。”〔9〕虽然革命使“工人成了贫苦农民的先进的领袖”,但并非因此“就成了圣人”,他们是在“领导人民前进”,然而“并不能一下子就丢掉自己身上的弱点和毛病”,而这些是从旧社会“继承下来的”。〔10〕
第二次转移:从普通群众到共产党员。广大农民、工人由于文化水平低、又缺少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自然受旧政治文化传统较大程度的影响。那么,共产党员的情况如何呢?革命时期或战争年代的“革命热情”“英雄气概”曾经有力抵制了旧文化的侵蚀,但并不意味着共产党员就具有永久的“免疫力”。“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后期,列宁越来越注意到旧政治传统在共产党内的广泛存在:不但普通党员会演变为“奥勃洛摩夫们”,①而且由于“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很可能会成为官僚主义者。而在俄共(布)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莫斯科“4700名共产党员是否受别人的文化支配”疑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
与此同时,对文化落后内涵的认识也存在大致相应的变化,起初主要着眼于文盲人口众多,后来更加注重以传统、习俗为代表的隐型文化方面。

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之后,连续发生于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及俄共(布)中央高层领导的一系列事件,进一步引起了列宁对于执政党建设所面临文化问题的高度警觉。
这类事件主要包括:一是国家政府部门和党的各级机关尤其是斯大林领导下的工农检察院,官僚主义现象日益严重;二是1922年5月,司法人民委员部向中央提出让地方检察长接受“双重领导”的草案并获多数票通过;三是在准备建立苏维埃联盟过程中,围绕民族“自治化”问题,俄共中央上层表现出浓厚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四是由外贸垄断制争论及其他事件,反映出斯大林等人独断专权和对行政力量的过分迷恋。
  列宁深刻认识到,这些表面属于发生于少数党的高层领导或某些领导机关内部的具体事务,根源却在旧政治文化挥之不去的影响。1922年5月下旬,列宁在给斯大林并转政治局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全部生活中和我们的一切不文明现象中的主要弊端就是纵容古老的俄罗斯观点和半野蛮人的习惯。”〔11〕口述于1923年3月2日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作为生前最后一篇重要文献,针对党和国家机关特别是中央工农检查院的种种弊端,列宁更加忧心忡忡地指出:“这些缺点根源于过去,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 唯恐不足以引起世人的充分注意与警惕,列宁紧接着又补充道:“我在这里提出的正是文化问题。”〔12〕

  无论“古老的俄罗斯观点”“半野蛮人习惯”,还是“旧文化”这类非常泛义的提法,都清楚表明为列宁在临终前所深切忧虑的“文化问题”早已不再是在党的十一大以前所深恶痛绝的、作为共产党“三大敌人”之一的文盲问题;〔13〕实实在在地说,主要指一个民族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传统、习俗以及文化心理等内容。
例如:
——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严厉批评斯大林当上总书记之后很快“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并对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表示怀疑和担心;后又在补充意见中指出“斯大林太粗暴”,这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是“不可容忍的”,因而明确建议将之调离该职位。其实不但斯大林,在对托洛茨基、皮达可夫等人的评价中,都指出具有“太热衷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缺陷;至于在成立联盟的过程中,奥尔忠尼启则竟然动手打人,捷尔任斯基等还努力为之袒护,列宁认为这些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简直就和旧俄沙皇时代的“杰尔席莫尔达之流”没什么两样了。〔14〕 对此,一些西方学者经常从个人恩怨、成见角度,臆测地进行分析和评价;其实如果真要找寻背后的内容,恐怕更为主要的,应该是列宁对沙皇专制主义文化传统在党内严重存在的高度警惕。俄国虽然地处欧洲,但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却基本属于东方,甚至用列宁的语言来形容:俄罗斯“是一个最野蛮的、中世纪式的、丢人地落后的亚洲国家”。〔15〕直至1917年二月革命,俄罗斯始终处于沙皇专制主义统治淫威之下。近千年的制度及其统治方式的熏陶、滋养与内化,最终使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不能不带有“真正俄罗斯人的心理和情绪”(列宁)。由此反映于执政现实,缺少民主、缺少法治,滥用暴力和强制以及政治上的高度专权现象等等,这些带有浓厚封建专制主义色彩的内容在俄共(布)党内已经有所表现。这是列宁最为担心的,因为他深知,工人阶级政权“单靠专政、暴力、强制是保持不住的;惟有掌握了文明的、技术先进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全部经验,使用一切有这种经验的人,才能保持得住”。〔16〕
——在某种意义上,沙皇统治时期的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国家化、最官僚化的国家”。〔17〕官僚化的国家必然产生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文化传统。革命胜利后,共产党的执政制度、权力机构理应实行广泛民主并充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弊端日益严重:官僚习气泛滥,体现不出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特点;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工作效率极低;整天忙忙碌碌,思想品质有余而管理能力缺乏等等。〔18〕列宁要求俄共(布)中央建立工农检查院的本意,是为了监督各国家机关、经济管理机关和各社会团体的运行,同各种官僚主义、拖拉作风作斗争。但成立不久,斯大林亲自领导下的工农检查院却同样“官僚化”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列宁愤恨地怦击道:“官僚不仅在我们的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我们党的机关里也有”;在其著作中甚至出现过“苏维埃官僚”和“党官僚”一类提法。〔19〕“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20〕
——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与共产党人的宗旨、理想等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在获得执政地位后,列宁反复强调:“对我们当中产生的一点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表现,都应当极其严格地加以追究,因为这种表现根本背离共产主义,会带来极大的害处……”〔21〕但是历史上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空前肆虐”,〔22〕以至“许多世纪以来……养成了一种可耻可憎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偏见”。〔23〕这种“偏见”作为民族的政治文化心理,“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列宁),即使共产党人要想克服或避免又谈何容易?沙皇统治时期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种种表现还在列宁在世时,就已经在共产党执政中不同程度地“粉墨登场”:在各联盟共和国强制推行俄语;在文化宣传中以表彰爱国主义的名义宣扬俄罗斯历史上的民族主义者;在经济、政治生活中排斥、剥夺甚至惩罚异民族或其中的弱小民族等等。〔24〕尤其是在1922年底筹建苏联过程中,斯大林为首的委员会所拟定草案(在中央以多数票获得通过)以及许多做法,就明白无误地显示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阴魂不散之症兆。列宁见状愤慨至极,发誓要同党内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在苏联正式宣告成立当天,列宁抱病口授《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文章愤怒地指斥:在俄共(布)中央高层,“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像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25〕苍蝇沉没在牛奶里,纯为物欲本能使然;而共产党人沉没到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却由历史文化惯性所导致,也就是奥地利心理学家荣格所概括的“集体无意识”现象。
上述情况清楚地表明,列宁逝世前已经对俄共(布)执政前景表现出深刻的忧虑;而导致忧虑的主要原因,正在于对共产党自身面临多重文化因素严重制约的清醒省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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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列宁全集:第52卷〔M〕.中文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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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http://www.starlunwen.net/xzlwfd/1860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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