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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情怀 乐评精髓

分享到: 本站编辑:admin 日期: 2017-12-13 10:07 点击:

  

 摘要:2015年8月刘再生的第三本个人音乐文集《嘤鸣集》出版。本文通过对文集收录文章的分析,更基于个人阅读感受,从叙述方式、批评观念、自省意识等几个方面透视了刘再生极具“人文情怀”的音乐批评写作,并基于文集“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立意,对作者的学界“友声”作了拓展思考。 
  关键词:刘再生 《嘤鸣集》 人文情怀 音乐批评观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7)21-0019-05 
  《嘤鸣集》是一部构思和结构很有特色的音乐评论著作。 
  2015年底,笔者有幸到孙继南先生(1928.1-2016.11)府上请教学术问题,见书桌上有本厚重精美的新书,目光为之一亮。孙先生说,这是刘教授刚出的新著,在极力推荐之余,先割爱借予后生浏览学习,因此有缘拜读《嘤鸣集》一书。读书人常云“先睹为快”,笔者感受最深的是书中文字所洋溢的人文情怀精神,正如作者以《诗经》“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为本书立意,“上编”51篇评论文章和“下编”27篇“被评论文章”,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以人文情怀为主线贯穿、应和、交流的“对话”。此种著作构思与结构,在笔者记忆中似是从所未见,更爱不释手,成为置于桌上经常翻阅的案头书。 
  扉页上是几行清新隽永的字:“恩师孙继南先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再生,乙末白露于济南。”在阅读作者《高师音乐史学肇迹钩沉》一文(《嘤鸣集》(P399-409),后同)和孙继南先生为《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写的“序”后,即了解两位有着半个多世纪相识与交往的老教授之间“亦师亦友”的那种深厚情谊。更有幸看到他们未曾在文集中刊印的互赠诗化语句,前者是孙先生为“赵沨”一文(P70-80)所书:“文如其人,言为心声。秉笔直書,无遮无掩。尊重史实,体察入微。文彩四溢,宛若井喷。”后四句为刘先生所写:“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醍醐灌顶,近水得月。佛家心境,淡定处世。寿昌无疆,三生之幸!”(孙继南先生生前提供)尊师重教是人文情怀的重要体现,在笔者阅读文集之先,似乎就已经上了生动的一课,尽管和刘再生先生未曾谋面。 
  细细翻阅《嘤鸣集》,品读进去,给人感触最深的就是从文章选题,到叙述方式,到批评观念等,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对研究对象的人格考察,以及对评论对象的人性关怀,在批评方法上的人文诉求。《嘤鸣集》之“友”是靠着充满人文情怀的写作而获得的,它表达在文内,亦显现于生活,思考于当下,更穿梭于历史,“人文情怀”正是其音乐批评的灵魂所在。 
  一、叙述方式中的“人” 
  成熟音乐评论文章的形成无不是源自于评论家的生活感悟,再从此基础上“立意”,并最终发之笔端。因此,文章选题非仅仅体现于标题之上,而是展现于整个文论写作过程之中,此过程往往也是一位成熟音乐批评家的“立意”之所在。《嘤鸣集》中的文章在选题上均是人与事紧密联系在一起,音乐家、音乐会与音乐作品评论自不必说,对音乐文论著作、音乐社会生活评论作者也多是将人格考察穿插文中,或作为结尾的“点睛之笔”,置于开头的情况较少。 
  (一)“凤头” 
  将历史人物的人格特点作为考察其音乐作品、艺术表现或历史贡献等的主要或辅助论证手段,是《嘤鸣集》的最大特点,但开头即对人格进行考察的文章并不多。最为典型的一篇为《生命与沙漠:双重性的震撼——聆听大型民族管弦乐<塔克拉玛干掠影>有感》,作者以“先言其人”“再言其曲”“总言其本”三个标题逐层推进,将“人”放在开始,可见作者听乐过程中对作为个体的作曲家金湘(1935-2015)个性的重视。此外,该文是以1957年开始的“反右”背景下的“大写的人”引向评论对象个体,将评论对象放置于历史“语境”中,这亦是作者写作中极为重视的一点。《嘤鸣集》中对“人”的“凤头”式写作方式基本是用在音乐会的评论上,以开头的人物介绍作为之后的音乐会作品解读前提,作为最终评价的重要参考。 
  (二)“豹尾” 
  将人格考察置于文末,往往能在逐层推进的写作过程中,使评论对象的历史内涵得以“戏剧性”升华,使历史叙述突显出强烈的人文性。 
  《超越国界展示中国历史文化——<中国音乐史图鉴>[修订版]的学术特色与社会影响》一文,在对《图鉴》初版和修订版从封面设计、内容更新等方面进行比较后,特别对刘东升个人在编纂中的贡献作了介绍。刘东升于2005年开始对《图鉴》进行修订,这时初版的重要合作者袁荃猷和张振华已分别于2004年和1998年谢世,因而,修订版从图片搜集、选用设计到文字修改等方面的重任均为其一人担起。作者将《图鉴》修订中的这一变故置于此处,一来书写下一段历史,二来更为评论对象增添了几分“人情味”。 
  《<音乐研究>的“三部曲”——兼论陈荃有办刊创新思维的砥柱作用》一文,首先对我国音乐类期刊的历史发展脉络作了简单梳理,之后以稳定、徘徊、登顶三个阶段介绍了2000年之后《音乐研究》不断发展升华的过程,最后作者专门对陈荃有的品行作了介绍:“对于学术质量不达标的‘人情稿’‘关系稿’……‘否’‘拖’‘压’”“是一个性情中人”“虽然在出版社兼职只有两千元上下的报酬,却每月甘心消耗大半的时间办刊”等(P410-420)。作者正是通过将人格考察置于文尾,使文章有一個“响亮”结束,客观书史的同时整个历史事件都鲜活生动起来。 
  此类文章占了《嘤鸣集》所有文章的约五分之一,且在四个标题下均有存在,可见作者对这一结构方式的喜爱。的确,将历史人物真实感人的事迹置于相关历史事件、音乐作品的阐释之后,既能对整段历史作以补充,使文章更具可读性,更使叙事充满了人文性。 
  (三)字里行间 
  通过以上将专门的人格考察置于文首或文末的分析,已经不难看到作者写作中对“人”的重视,然而更多的“人”还是充斥于字里行间和评论性语言融合而一的。“历史细节常常是历史真实之精髓”(P188),作者极其注重对人物言行细节的描写,并多以此作为辅助论证材料,从而在史实和史料之间获得“人性化”连结。例证实在太多,几乎散见于文集每一篇文章之中,这里仅以《音乐界一桩历史公案——萧友梅和冼星海、聂耳的“是非恩怨”》略作说明,该文分别对1929年夏天国立音乐院的“学潮事件”和1934年初聂耳报考国立音专失利两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了细致解析。叙述“学潮事件”时,作者首先通过当事人(熊乐忱)的回忆推测“缴纳暑假住校杂费应为萧友梅之决定”,继之以对萧友梅“按章办事”“清廉”的相关回忆、评价为据,认为不可片面将“学潮”责任归咎于萧友梅,更以此将笔锋转向对“学潮”“先进性”的讨论上。对于“学潮”中萧友梅和冼星海的关系,作者没有简单以相关文献为据,而是将冼星海的人格特征提炼,置于相关文献前,使得之后的论据更加强而有力,整体有着很强的空间性,读者仿佛亲身参与进事件之中,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二、批评观念中的“人” 
  “人是音乐的出发点和归宿”[1],音乐批评中的批评者和批评对象都摆脱不了“人”的属性,因而,批评者既要一定程度的“宽容”自身主观性,亦要“同情”批评对象的处境,更要敢于直言。关于批评观念中的“人”,《嘤鸣集》很好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不回避个人情感 
  很多时候批评对象难免会和批评者存在或亲或疏的交往,这种情形下,《嘤鸣集》作者总是坦然“交代”自己在生活中和批评对象间的交往情况,不刻意“避嫌”不写,更不故意“回避”关系而肆意鼓吹。任何作为个体的批评者,因学习、工作、交友等各种因素,无不具有其独立性和个性,因此,任何的音乐批评都只能是处于个体“视野”中的“一家之言”。作者将自身与批评对象之间的关系穿插文中,一来豐富了文章的历史价值,二来使读者更清晰地看到批评者的批评“背景”。就其自身而言,则更多的体现为内心的豁达,即不以远近亲疏为由而决定写或不写什么,其批评宗旨是“不论何种政治信仰,无论哪个党派团体,人性的野蛮与文明,制度的专制与民主,应该是区分意识形态社会价值的分界线与分水岭,极终体现则是作为一个人究竟有没有以人性为核心的人文精神。”(P80)这样的文章文集中有很多,从对黄翔鹏、吉联抗、赵沨、李纯一的纪念,到对朴东升、刘文金、乔建中等的评论,无不是具言与评论对象之间或师或友的亲密感情,却又始终保持历史评价的客观性。 
  (二)人性化的批评态度 
  音乐批评中对“人性”的关注是文集中最引人瞩目的焦点,在《批评者,批也,评也!——对“王洛宾热”现象的思考》中有着极为鲜明的体现,该文为王洛宾“西部民歌版权之争”的音乐论辩中“唯一一篇声援王洛宾、强调应当重视王洛宾功绩的文章”[2]。作者以大量“人性化”反问对音乐学界一边倒的批评作了“反思”:“至少应该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出发去评价人物,否则,客观上不就给人造成了宁可让优秀民歌‘自行消亡’也不要轻易地有失误地去记录这样一种‘因噎废食’的印象吗?”“王洛宾搜集了如此许多优秀的西北地区民歌,到底是有‘功’?还是有‘过’?亦或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呢?”(P343、344)……这些反问无疑给所有参与论辩的学者提了个醒,音乐批评应该充分考虑批评对象音乐活动的大背景,应该尊重批评对象的劳动,不可一过盖“千秋”,否则就不是王洛宾“辜负”西北民歌,而是整个时代要“辜负”王洛宾了。人是多么容易钻进一个狭窄空间里“浪费”思考,尤其当关系到评价一个人的人格或生命的时候,一定要站得高一些,再高一些。 
  作者在《评刘靖之<中国新音乐史论>——兼评新音乐的历史观》中说到:“有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对音乐家政治上评价过于苛刻,《史论》则对音乐家的技法要求过于挑剔,都是一种音乐历史观的片面和否定意识的流露。笔者主张对新音乐家的评价要采取宽容一些的态度”(P160),这其中不难窥见作者人性化的音乐批评态度,毕竟音乐批评所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不可机械、片面、不负责任的以简单逻辑对待批评对象,而应以整体、“同情”、宽容的态度来“理解”问题,如此得出的论辩结果才能是更接近公正的,也是对历史书写、对音乐文化进步更为负责的态度。 
  (三)言人之不敢言 
  讲真话、吐真言是音乐批评存在价值的最根本前提,《嘤鸣集》中的文章多能从具体问题出发透视时代“症结”,且敢于直言,坚持真理,不怕和“世界”不一样。“姜夔”一文(P5-15)针对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对他“依附于统治阶级”“离开了人民大众”“逃避现实斗争”的不公正评价,以详实的史料和全方位分析,作出了“姜夔不但是南宋爱国词人与音乐家,也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唯一一位保存了多种唐宋音乐文本的作曲家。作为800年前中国音乐家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在国际范围内也屈指可数,即便列入‘世界名人’之列亦毫无愧色。但是,由于史学观念长期滞后,学术界纠缠于姜夔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阻碍了我们对姜夔的人文精神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进行更为深入研究”的结论。最后一段,更是振聋发聩,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是作者“史胆”和“史识”的鲜明体现。 
  三、自我心中的“人” 
  “文如其人”,无保留的将个人感悟融入字里行间,就如同将自身放置于解剖台之上,基于对人性的思考所撰写出的文章,所有文字都和批评者的人格息息相关。 
  从本文开头所提作者给孙继南的赠言中,已经不难感受到其中的自省意识,《嘤鸣集》中关于黄翔鹏、吉联抗、赵沨、廖辅叔、李纯一等的文章,亦均是通过细致的行为描述,对前辈表达了深深的敬仰之情。无论何时,均不忘抬头仰视“高山”,不忘问候“恩师”。 
  文集中的自省意识还体现在独立的人格和学术品格的坚守上,“赵沨”一文中作者提及一个细节,1992年10月底江苏扬州举行的“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四届全国会议”上,每到吃饭时间他就主动到房间搀扶居住在宾馆二楼76岁身体肥胖的赵沨,由于赵沨当时的会长身份加之传统的“无事献殷勤”观念,不免遭来非议。作者敢于将这样的过往写于文中,且当时能坚持对一位老人多加照顾,在众人的非议与良知的自省之间选择了后者,这其中的思考与决断若非是定力极强之人所不能为。文中2000年“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六届年会”上作者对赵沨的公开反驳,也可看出他的自省意识来,他就赵沨的“‘重写音乐史’就是想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的发言,一针见血反驳道:“我不同意赵沨会长的发言,中国音乐史是中华民族的音乐史,不是哪个党派的音乐史”(P78)。虽然生活上作者不惜被误解而坚持照顾赵沨,真到了会议上却又勇于公开挑战权威,谁还能说他之前对“会长”的“特殊”照顾是另有企图的呢? 
  如前文“人性化的批评态度”的阐释,《批评者,批也,评也!》中作者使用了大量反问句,浅层看仅是一种写作方式,深层看则体现了作者的思维过程,他自己曾说过自己的写作习惯是“写着上句马上想着下句的”(P424),笔者在和孙继南交流的过程中,也曾听其提及刘再生是一位情思极为敏感、细腻的学者,以至于散步过程中灵感突现即能将整本书的框架构思完成,情思细腻到如此,将其文中的大量反问看作是其写作中思维过程之体现当不为过。这些反问句显于外是引导读者思考,并往往给人以警省;显于内则是作者自我思考的外显,是作者的自省。这种环环相扣的充满人性化的思考,正是值得当下音乐批评关注的,只有从批评者个体的人性思考出发进行写作,产出的文字才能真正理解作为“人”的批评对象。

 四、析其“友声” 
  “音乐,作为一种人文现象,创造它的是人,享有它的也是人。音乐的意义、价值皆取决于人。因此音乐学的研究,总离不开人的因素。”[1]从1991年郭乃安就撰文《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呼吁中国音乐学界在音乐学研究中务必关注其中的人文因素;2016年梁茂春的《“人文音乐史”浅议》一文,更是提出“应该有各种各样的音乐史……最高处,则是‘人文音乐史’”[3]。《嘤鸣集》作者始终坚持的正是:“音乐史学是一门以人类音乐活动为中心进行历史研究的人文科学。”(P398)以人为中心思考音乐而作的文章,最是希求学界同仁的回应。 
  通过“下编”中音乐学界传来的“回声”,更能清晰地看到作者所取得的成绩。明言教授认为:“他的音乐批评具有一定的‘超功利性’与‘厚人文性’的特征”(P592);新西兰学者宫宏宇先生指出:“能见别人所不见,能惜人之不惜”(P577);王爱国教授说:“在某些具体史观的陈述上,作者往往能够或发前人所未发、或开今人之先河、或推学界之旧论”(P522);司冰琳博士评论:“视角独特,笔锋犀利,提出问题尖锐,发前人所未发、未议之论”(P602)……尤其洛秦在文集“序”中“一位犀利与美文、深刻与感性、严谨与宽厚的音乐批评家”(P12)的评价,从品行到治学点评的都十分到位,可谓言简意赅,形象生动。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坦言:“任何时代的文化都是历史的延续,尤其是音乐史学著述,始终是历史与时代的文化结晶,其中融汇着多少前辈学者的心血,实在难以估衡”(P69)。字里行间中突显出的是作者对前人的尊重和治学态度的谦逊,因心中深知文化艺术代代相续的产出机制,才更明了应如何尊重前辈,虚心求教,扎实研究,也只有这种前辈与晚辈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真正不断产出高质量、超越性的成果。孙继南最初的引导,黄翔鹏对《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一书的“勉励”,吉联抗带病审阅书稿等,无不是这种良性文化互动的体现。“下编”中,除较作者“老一辈”学者的“提携与指导”,同辈学者的“激励与帮助” 外,还收录了“许多素昧平生青年一代学子直言不讳的评价与批评”(P622),《嘤鸣集》在这种回应与“再回应”之间,继续实现着“人文情怀”的互动。 
  文章完稿,作为写作者的“人”再回头翻阅,便转身成为读者,成为自己的“友”,《嘤鸣集》作者在重新审视自身文字的时候则能够以认真、严苛的态度实现自我批评,这是“人文情怀”的高层次体现。“跋”中作者直言,“我们所处时代的音乐评论是一个缺失从严格意义上说具有那种犀利批评文风的时代……笔者音樂批评文字亦未摆脱这样一种时代性局限”(P622)。一位音乐批评家能够在所处时代中客观思考、秉笔直书已属难得,更能坦然承担一份“时代病”,可见其对自我的高要求,以及对自由音乐批评环境的强烈呼唤。 
  五、结语 
  《嘤鸣集》文章时间跨度从1994年到2015年,因此,可以说该文集全面展现了作者音乐评论方面已取得的成果。四年时间内新作的23篇文章,却未有任何粗制滥造之嫌,且选题的敏感性、创新性以及可读性较早先都更强了。《九五飞龙 学界儒宗——在“庆贺李纯一先生九五华诞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是文集中最新的一篇,该文敏感的捕捉到了建国初期为中国古代音乐史著作编写做出突出贡献的李纯一、廖辅叔、杨荫浏,首提“乐史三公”,并以史料为据对“三公”贡献作了梳理,对音乐学界普遍只知“‘定于一尊’之杨公”而竟不知有李公、廖公的“健忘”现象作了深度批评。全文虽不过3500余字,其治史的才、学、识、胆却都在其中展现出来。 
  刘再生是学中文出身,1960年因参加文艺汇演的机缘,调入济南市歌舞团担任乐队首席12年,后于1972年始,参加了8年考古工作,又是从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进入到音乐学领域,后来扩展到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考古工作和古代音乐史研究的经历,使他的研究方法、观念中充斥着极强的史料意识。从两本《简述》到《嘤鸣集》,强烈的史料意识始终贯穿其文论著述之中,对音乐家俞便民史料的寻觅,对《中国音乐史图鉴[修订版]》修订过程中“变故”的补充,对歌剧《秋子》《荆轲》的发掘、研究,对1982年“中国音乐史暑期讲习班”的“肇迹钩沉”,评论对象之属性虽有不同但史料意识始终不减。 
  亦是因为非音乐科班出身,作者对音乐本体分析能力的薄弱不无“遗憾”,然而音乐评论从乐谱切入仅是评论方式之一,各人视自己的情况而定,能够“到位”即可。刘再生在民乐团担任过12年的乐队首席,这样的实践经历对于从音乐本身入手写作是大有裨益的,《嘤鸣集》也很好的把握了这一个人优势。 
  一本著作无论审阅如何精细亦难免存在个别细节疏漏:第101页的“月明夜,短松冈”,应为“明月夜”;第134页所介绍于红梅的专辑《米胡》,应为《迷胡》;第239页的“乐而往返”,应为“乐而忘返”。在此,将笔者阅读中所见个别文字错讹之处列于文末,以期对日后修订有所补益。 
  参考文献: 
  [1]郭乃安.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J].中国音乐学,1991,(02):16-21. 
  [2]梁茂春.中国音乐论辩[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 
  [3]梁茂春.“人文音乐史”浅议[J].中国音乐学,2016,(01):18-21.

  
  

本文出自:http://www.starlunwen.net/yslwfd/1859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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