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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二拍”改编价值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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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本站编辑:admin 日期: 2011-04-21 14:02 点击:

  摘要: “三言二拍”合共198篇拟话本,这样鸿篇巨制的出现,不但标志着话本小说从民间创作走向文人案头,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学样式,而且从明末开始一直流传至今,为我们确立了拟话本的典范。“三言二拍”以高超的艺术手法、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吸引了后世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对“三言二拍”的改编价值进行探索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
  关键词: “三言二拍” 改编 价值
  
  从明末到清光绪年间,约两个半世纪,“三言二拍”的选本达到十四种之多,从明崇祯五年到清光绪甲午年,原刊本、石印本层出不穷。“三言二拍”中只有极少数篇目是作者独创,其余作品均是在原作蓝本的基础上加以改编,但正是由于改编这一环节的介入,使得原有故事的传播深度和广度得以极大加强。其价值大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印证。
  一、传播价值的体现
  从传播方式上看,我国古代文学中很多经典故事大多是先在民间通过长辈讲给晚辈、评话或是戏曲等形式口耳相传,后经文人进行加工整理,遂变成文人案头的文字读本。在“三言二拍”中有很多卷,其蓝本就来源自宋元话本。
  有了文字读本,受众可以随意选择阅读的时间、空间,不只是文人才子可以将其随身携带,羁旅、书房均可阅读,更重要的是平日里不可走出闺阁半步的千金小姐们由于对外界的渴望,以及闺房的寂寞,文字读本便成为她们最好的休闲娱乐内容。
  随着科技进步我国古代出现了新的传播方式——印刷术,这在科学技术上为载体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据史志资料记载,仅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的印刷、出版物的总量,就超过了前朝历代的印刷、出版物的数量的总和。在此期间的印刷技术,不仅是活字排版的黑白印,而且出现了石印、水印、彩色印。在各大城镇、尤其东南沿海各大城镇,印刷厂家、手工作坊大量涌现,仅金陵、苏杭、福州,便有千余家之多。[1]印刷术的高度发展为图书的快速印刷提供了可能,也为文学的有效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明朝末年小说受到了市民阶层的普遍接受和认可,得到了迅速传播,拟话本成为了百姓生活中重要的娱乐形式,与儒释道的单纯说教相比,百姓更乐于接受在拟话本中对人的劝诫。顾炎武在这一现象《日知录》卷十三“厚重”条注说:“钱氏曰: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由此可见,“三言二拍”的传播效果更胜儒释道一筹。
  从传播深度看,“三言二拍”的大部分作品主人公形象,由蓝本中的瘦弱单薄转向了丰满圆润,打破了传统的人物描写观,使其更加贴近现实生活中的普通百姓。
  中国文人的作品往往偏爱给故事加上一个光明的尾巴,以让读者更加心情愉悦地读完故事,受到读者的喜爱,从而得到更广泛的流传。不仅人物形象通过作者的改编获得了极大的质感,在故事结局上也更加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的改编意向与传播效果。
  中国古代文人的史学观念非常鲜明,大多是怀着修齐治平的态度希望着有朝一日能兼济苍生、名垂青史。在小说的编纂中也往往要力求内容上与帝王将相或文化名人有所关联,认为这样的作品才具有真实性和可信度。因此,“三言二拍”的传播深度比前人作品大幅增强,受到普通百姓的认可与欢迎。
  二、娱乐价值的体现
  娱乐功能是市民文学的最基本特质之一。明代中后期以来,拟话本的勃兴从根本意义上讲,是市民文学繁荣的一个具体表现。在现实生活中,政治统治的严酷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人们往往受到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和封建思想的压迫,人性不能得到伸张,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文人开始不问政治,只图眼前的安逸及时享乐。与此同时商品经济发达,市民生活水品得到提高,也需要在紧张的工作、劳动之余得到休息,获取感官上的需要。[2]
  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序中说:“宋元时,有小说家一种,多采间巷新事为宫闱承应谈资。语多俚近,意存劝讽;虽非博雅之派,要亦小道可观。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广摭诬造。非荒诞不足信,则亵秽不忍闻。得罪名教,种业来生,莫此为甚!而且纸为之贵,无翼飞,不胫走。……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由此可见,当时的读者对这种“古今来杂碎事”是非常感兴趣的,并且兴趣的着眼点是这类故事的“佐谈谐”功能。正因如此,冯梦龙和凌濛初把文学看作是受众的消费品,因而着力在拟话本中凸显其娱乐功能。
  由于市民文学的蓬勃发展,加之资本主义启蒙思想的介入,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开始进行商业运作,社会进入了用钱来实现小说消费的阶段。文学消费市场的需求要求作者必须与读者相联系,从而达到双方平衡。[3]
  《二刻拍案惊奇》第八卷《沈将仕三千买笑钱,王朝议一夜迷魂阵》,作者明确指出编纂文章的娱乐目的:“说得来好笑好听。”《醒世恒言》第二十八卷《吴衙内临舟赴约》中吴衙内有一个“贪食症”的毛病,导致后来秀娥小姐私藏吴衙内后,向父母索取大量食物,吓得贺章夫妇以为女儿得了异症,四处寻医问药,大夫、巫师不知请了多少,而那些庸医还振振有词,各种名目开列齐全,让人读后不禁会心一笑。《醒世恒言》第十八卷《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警世通言》第二十六卷《唐解元一笑姻缘》、《二刻拍案惊奇》第八卷《莽儿郎惊散新莺燕,龙香女认合玉蟾蜍》等借才子佳人历尽坎坷,最后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大团圆结局让人读后赏心悦目,充满了娱乐消闲意味。
  三、表述价值的体现
  明代的“较优秀作品”代表当数“三言二拍”。“明人作品,也深受宋元话本影响,基本上保持口语化的优点。其中较优秀作品的文学语言,是结合着明朝的北方话和江南通用的口语、宋元的某些口语,以及某些比较浅显的文言,基本上尚能融合一体。其中完全口语化的部分,很接近现代的口语”。[4]《喻世明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醒世恒言》第三卷《卖油郎独占花魁》、《醒世恒言》第八卷《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等描写社会底层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作品,在对原有故事的改编中都带有明显的通俗性,百姓读来没有任何的晦涩之感。
  明代由于印刷术的普及,文学也开始大范围流传,不再只掌握在贵族士大夫手中,普通百姓只要经济条件允许,也可以识文断字。于是百姓对通俗文化的一股大规模的需要应运而生。冯梦龙、凌濛初正是抓住了时代的脉搏,化艰深晦涩的文言文为浅近易懂的白话文,虽少了文言文的含蓄隽永,但却直白亲近,其通俗性获得了大量的群众基础。
  冯梦龙、凌濛初在“三言二拍”的序言中都明确指出自己的写作动机,冯梦龙是因为“贾人之请”,而凌濛初是由于冯梦龙的“三言”在出版后受到广泛关注,所以在“肆中人”的鼓励下开始编著“二拍”。而他们也非常明确自己的读者群体就是普通的市井平民,所以在对原著进行改编的过程中,着力去靠近市民生活,尽量用平白朴实、通俗易懂的文字来呈现给读者。“三言二拍”对原著的改编具有强烈的庶民意识,得到了百姓的普遍认可和接受,从而得到了广泛传播。
  
  参考文献:
  [1]冯道信.嘉靖皇帝与明朝中后期的小说勃兴[J].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999,(1):59.
  [2]王艳玲.李渔“无声戏”观念下的拟话本小说创作[D].华南师范大学,2007:12.
  [3]王艳玲.李渔“无声戏”观念下的拟话本小说创作[D].华南师范大学,2007:11.
  [4]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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